按照新德里的官方统计，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没有哪个国家向印度输送的直接投资比新加坡更多。2000年4月至2026年3月间，登记为来自新加坡的股权投资流入接近总额的四分之一，领先于毛里求斯、美国、荷兰和日本。一个6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单靠自身储蓄无法产生如此巨额的资金。这一数字反映的是新加坡的通道功能：全球养老基金、私募股权机构、主权投资者、印度企业家和跨国集团，都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控股公司和基金进行对印投资。本章探讨这一通道如何形成、什么使它保持畅通，以及什么可能使它收窄。 本章首先介绍新加坡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历史和社群纽带。这些纽带可追溯到新加坡开埠之初，以及海峡殖民地由加尔各答管辖的那几十年。随后，本章梳理两国之间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从1994年签订，经过2005年、2011年和2016年的议定书，一直到多边工具中的主要目的测试。第三节介绍资本从新加坡流入印度所借助的基金和控股架构。第四节转向古吉拉特邦的GIFT City，即印度希望借以将部分此类业务转回境内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并探讨它是新加坡的伙伴还是对手。本章最后讨论监管合作工具，阐述实务影响，并与日内瓦、毛里求斯和迪拜进行比较。 日内瓦卷第I部分探讨了日内瓦与非洲的关系：大宗商品贸易、为非洲精英提供的银行服务，以及通过基金、论坛和金融科技搭建的新桥梁。该部分的结论是，卡萨布兰卡、毛里求斯和基加利等非洲金融中心已成为日内瓦的竞争者，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日内瓦应努力成为它们的伦敦，正如伦敦长期以来之于日内瓦。1新加坡与印度的关系以更大的规模呈现出同样的格局。新加坡是全世界投资印度的门户，而印度则在GIFT City建设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以争取同一业务的一部分。双方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将塑造这一金融中心最重要的走廊之一。 1819年，印度人随莱佛士来到新加坡；海峡殖民地在1867年之前一直由加尔各答管辖；齐智人放贷者和印度银行是殖民地信贷体系的组成部分。1994年1月24日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于2005年修订，规定股份资本利得在居民国免税，但须遵守利益限制条款，并与印度—毛里求斯协定挂钩。2011年的议定书引入了包括银行信息在内的国际信息交换标准。2016年12月30日的第三份议定书恢复了对2017年4月1日起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的来源地征税，同时对此前的持股适用祖父条款过渡期；多边工具又增加了主要目的测试，该测试自2019年10月起生效，自2020年起适用。自2000年以来，新加坡是印度股权类外国直接投资有记录的最大来源地，约占总额的四分之一，由基金、控股公司和国家投资者承载。GIFT City自2020年起由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管理局监管，已接手此前在SGX交易的Nifty期货，并正在建设自己的基金业。双方合作通过税务信息交换、MAS与IFSCA之间的备忘录、UPI与PayNow的支付互联以及部长级圆桌会议展开。 注释 Ressos,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I部分第V章（« Les nouveaux ponts : forums, investissements, fintech,…
海峡殖民地的印度人 印度人在新加坡的存在，与英国人在此建立的定居点一样古老。1819年莱佛士（Raffles）登陆时，随行的有孟加拉土著步兵团约120名印度兵，以及由洗衣工、仆役和其他随营人员组成的队伍。1824年的首次人口普查统计到756名印度居民，约占人口的7%；到1860年，印度社群占人口的16%，这是印度人唯一一次成为定居点第二大族群的时期。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商人、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古吉拉特和信德的商业家族以及孟加拉士兵，构成了早期社群的核心。为缓解英属印度监狱的拥挤状况而被押送到海峡的印度囚犯，修筑了道路和公共建筑，其中有几人获释后在殖民地定居。1 宪制上的联系与人员上的联系同样紧密。1867年之前，海峡殖民地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附属地。第B部分第I章介绍了新加坡商人如何抗争加尔各答的管治，并于当年促成殖民地改归殖民地部管辖。货币问题显示了这对商业的利害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将卢比定为海峡唯一的法定货币，而商人们继续以墨西哥银元进行交易；直到1867年殖民地移交殖民地部，卢比才失去法定货币地位。2这段插曲早早体现了贯穿本章的一个主题：新加坡始终需要印度，也始终坚持自己的规则。 印度金融是殖民地信贷体系的一部分，第A部分第IV章和第B部分第II章已对此作过介绍。泰米尔纳德邦的纳度格泰齐智人（Nattukottai Chettiars）是一个由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种姓，他们在19世纪建立起一个从锡兰、缅甸延伸到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银行网络。3他们向欧洲汇兑银行借款，再转贷给这些银行不愿直接服务的华人和马来商人、种植园主及小园主。由此，他们将半岛的集市经济与伦敦货币市场连接起来。 20世纪，现代形式的印度银行出现了。1937年，M. Ct. M. Chidambaram Chettiar在马德拉斯创办印度海外银行（Indian Overseas Bank），为齐智人社群的海外银行和外汇业务提供支持。这一社群的商号遍布锡兰、缅甸、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和西贡。该行成立后数年内，便在仰光、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开设了分行。4关于新加坡分行开业于1937年还是1941年，各方资料说法不一。无论确切年份如何，印度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进入新加坡，其中一些至今仍在当地经营。 1965年8月24日，即新加坡独立十五天后，印度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政治上的友好并未迅速转化为经济纽带，因为印度实行计划经济，基本封闭，留给外国资本的空间很小。转折出现在1991年国际收支危机之后。1992年，印度宣布实施“东向政策”，新加坡则把自己定位为印度在东南亚的引荐者，既在东盟内部发挥作用，也作为投资来源。5 《全面经济合作协定》于2005年6月29日签署，2005年8月1日生效。这是印度第一份此类协定，将货物、服务和投资纳入一揽子安排。下一节讨论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议定书于同日签署、同日生效，这表明两国政府将税收和贸易视为同一项交易的组成部分。此后CECA经过多次检讨。2025年9月2日至4日，黄循财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印度期间，两国政府同意加快对该协定的检讨。6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新加坡有362,274名印度族居民，占居民人口的9.0%，是继华族和马来族之后的第三大族群。7泰米尔语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实龙岗路一带的小印度至今仍是商业和文化中心。除常住社群外，还有持就业准证在新加坡工作的印度公民，其中许多人从事银行、科技和专业服务。他们的存在已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本部分第V章和第J部分第IV章将对此进行探讨。 对于这一金融中心，印度社群所提供的，正如第A部分第V章所述的华人网络当年为对华贸易所提供的：熟悉两个市场、通晓相关语言、了解家族情况，并能在印度商业惯例与新加坡机构之间沟通转译的人。印度银行家在国际银行中主管业务部门，印度律师就涉及两国法律的交易提供咨询，印度创始人在新加坡设立控股公司。这条走廊既依赖条约，也同样依赖这些个人。 注释 Wikipedia, “Indian Singaporeans”（2026年11月访问）：莱佛士1819年首次到访时，随行有孟加拉土著步兵团120名印度兵以及由洗衣工和仆役组成的“bazaar…
1981年和1994年的协定 1981年4月20日，新加坡与印度签订了第一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该协定后被现行协定取代。现行协定于1994年1月24日签署，1994年5月27日生效，在新加坡自1994年1月1日起适用，在印度自1994年4月1日起适用。1协定在结构上遵循经合组织范本，但保留了联合国范本的若干特点，这些特点受到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印度的青睐。若股息的实益拥有人是持股至少25%的公司，来源国可按最高10%的税率征税，其他情况下最高为15%。银行贷款利息的税率上限为10%，其他利息为15%。2 资本利得是关键所在。在原始文本中，第13条允许印度对转让印度公司股份所得的收益征税，因此出售印度股份的新加坡投资者仍处于印度税收的管辖范围内。3按照该文本，对组合投资者而言，新加坡相比大多数其他司法管辖区并无优势。毛里求斯则不同，因为它与印度的协定将此类收益的征税权分配给居民国，而毛里求斯本身并不对其征税。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流向印度的外国组合投资和私募股权资本大多经由路易港。 2005年6月29日在新德里签署的议定书改变了这一局面。它以一项新规则取代了第13条第4至6款：转让前三款未涵盖的财产（包括股份）所得的收益，仅在转让人的居民国征税。4新加坡由此在资本利得方面获得了与毛里求斯相同的待遇。 有两项条件使这一安排为印度所接受。第一是利益限制条款：对于以获取免税为主要目的而安排其事务的居民，以及空壳公司或导管公司，不给予免税待遇。若一家公司在收益产生前24个月内在新加坡的年度营运支出低于20万新元，即被视为空壳公司；而在认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则被视为具有实质。5第二项条件将免税与毛里求斯挂钩。根据议定书第6条，只要印度—毛里求斯协定将股份收益的征税权完全分配给居民国，资本利得规则、信息条款、利益限制条款和检讨机制才继续有效。6 因此，议定书使新加坡与毛里求斯享有同等地位，条件是新加坡实体须证明有真实支出。对于拥有员工和办公场所的基金经理而言，20万新元的门槛并不高，但对信箱公司来说却难以逾越。这一设计有利于新加坡希望吸引的那类投资平台：在新加坡拥有董事、员工并在当地作出决策的控股公司。它也反映了印度的一项关切，即协定优惠应仅限于与新加坡有真实联系的资本，而不能仅凭一个注册地址。 2011年6月24日，两国政府签署了第二份议定书，以符合国际标准的信息交换条款取代了第28条。主管当局应交换与各类国内税收征管可预见相关的信息。一国不得仅因信息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名义持有人或受托人持有而拒绝请求。该议定书于2011年9月1日生效，适用于2008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应税期间。7 这一时间点并非巧合。正如第E部分第II章所述，新加坡此前不久在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压力下承诺采用国际标准。在印度，关于境外未申报财富即所谓“黑钱”的辩论，已成为头等政治议题。2011年议定书首次为印度税务机关提供了获取新加坡银行信息的法律途径。因此，第E部分总体分析的针对外国税务目的的银行保密制度的终结，有其专门的印度篇章。 2016年5月，印度修订了与毛里求斯的协定，规定对2017年4月1日起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在来源国征税。8由于新加坡的免税待遇取决于毛里求斯规则，路易港方面的变化本会使其自动终止。两国政府选择重新谈判。2016年12月30日，新加坡驻印度高级专员Lim Thuan Kuan与印度中央直接税委员会主席Sushil Chandra在新德里签署了第三份议定书。议定书于2017年2月27日生效，其中关于资本利得和利益限制的条款自2017年4月1日起适用。9 新的第13条按取得日期加以区分。2017年4月1日之前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仍仅在居民国征税。该日或之后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可在公司的居民国征税。在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过渡期内，来源国对此类收益的征税税率不得超过其国内税率的一半。10IRAS将这一结果表述为保留了对2017年4月1日之前所作投资的现有免税待遇，并强调在印度所签各协定中独一无二的实质要求，将继续确保只有从事真实经济活动的居民才能享受优惠。11 利益限制条款从议定书移入协定正文，成为新的第24A条。它保留了主要目的测试、空壳公司和导管公司的定义、20万新元或500万卢比的支出门槛，以及上市公司的例外。对于适用祖父条款过渡期的股份，须在收益产生前的两个十二个月期间内分别满足支出测试，这一点2005年议定书已在脚注中作出规定。对于过渡期内的收益，测试以此前十二个月为准。12议定书还删除了与毛里求斯挂钩的规定，并增设第28A条，规定协定不妨碍任何一方适用其国内反避税和反逃税规则。第9条新增一款，要求双方在转让定价案件中作出相应调整。13 2017年6月7日，两国均签署了经合组织《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新加坡于2018年12月21日批准，印度于2019年6月25日批准。在新加坡，相关修改通过Income Tax (Singapore–India) (Avoidance of Double…
新加坡：外国直接投资的首要来源 2000年4月至2026年3月间，印度记录的股权类FDI流入为7877.2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占24.72%，领先于毛里求斯（23.71%）、美国（10.39%）、荷兰（7.19%）和日本（6.11%）。1关于来自新加坡的累计金额，各方资料存在出入：印度商工部下属信托机构India Brand Equity Foundation的一个页面给出的数字为1926.8亿美元，另一个页面则为1946.8亿美元。2差距不大，可能是录入错误所致。7877.2亿美元的24.72%约为1947亿美元，这表明较高的数字是正确的，但仍应查阅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Department for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Internal Trade）的官方情况说明。 排名随时间而变化。在2000年4月至2016年9月期间，毛里求斯占流入额的32.81%，新加坡占16.30%。3在随后十年间，新加坡超过了毛里求斯，因为基金经理将其平台迁往一个实质要求更高、金融服务业更发达且具备前述协定地位的司法管辖区。年度数字显示了当前资金流的规模。2025—26财政年度，印度吸收股权类外国直接投资588.4亿美元，其中198亿美元来自新加坡，约占三分之一。4 相比之下，双边贸易规模较小。2025—26财政年度，双边贸易额为361亿美元，其中印度出口118.6亿美元，自新加坡进口242.4亿美元。5因此，两国关系首先是金融关系。货物在印度与世界之间经由多条路线流动，而流向印度的资本则主要经由一条路线。 选择新加坡作为投资印度的平台，基于若干因素，其中很少是印度所特有的。第一是协定，其利益限制条款奖励真实支出，祖父条款过渡期则保护较早的持股。第二是基金管理的监管框架，第E部分第V章对此有所介绍：由MAS发放牌照，拥有大批基金管理服务机构（fund administrator）、托管人、审计师和律师，还有可变资本公司，第E部分第IV章将其作为伞形基金的载体加以探讨。第三是《1947年所得税法》第13O条和第13U条下的基金税收制度，第E部分第III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第四是时区和地理上的接近。新加坡的投资组合管理人比孟买早两个半小时开始工作，从新加坡飞往孟买或班加罗尔的航程也很短。 第五个因素是法律方面的。印度投资的股东协议常常适用新加坡法或英国法，并将争议提交以新加坡为仲裁地的仲裁。正如第F部分第II章所示，多年来印度当事方一直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最大的外国用户群体之一。因此，通过新加坡公司持有印度资产的基金，可以把新加坡的公司治理、新加坡的争议解决与印度的经营结合起来。这种安排降低了投资者所担心的印度法院效率低下的风险。 组合投资资本也走同样的路线。在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起源与IFSCA 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Gujarat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City，简称GIFT City）是位于甘地讷格尔附近萨巴尔马蒂河畔的一个规划金融区。2008年印度联邦内阁批准该项目后，首批办公大楼于2010年代初拔地而起。1其核心是经济特区内的一个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区内交易以外币进行，并在外汇管制上被视为发生在印度境外。印度国际交易所（India International Exchange）于2017年1月9日由莫迪总理揭幕，2017年1月16日开始交易；随后，NSE国际交易所（NSE International Exchange）于2017年6月成立。2 该中心的监管起初分属印度储备银行、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保险监管机构和养老金监管机构。《2019年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管理局法》以单一监管机构取代了这种分工。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管理局于2020年4月27日成立，总部设在GIFT City，并于2020年5月通过了首批银行业条例。3由此，印度为其离岸中心采用了统一监管机构模式；自MAS接管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管以来，新加坡一直采用这一模式。这种比照是有意为之。印度官员曾公开将新加坡和迪拜列为范本。 两个中心之间最引人注目的较量，围绕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ifty 50指数的期货合约展开。SGX于2000年9月25日开始交易Nifty期货。二十年间，该合约让外国投资者得以在印度交易时段之外、印度税网之外、印度保证金规则之外，对印度股票进行对冲或建立头寸。它成为亚洲流动性最好的股指期货之一，也是SGX的重要收入来源。新加坡对印度市场的兴趣还要更早：2007年3月，SGX以4270万美元收购了孟买证券交易所5%的股份。4 印度当局认为，这一离岸合约使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外流。2018年2月，印度各交易所宣布，将终止为境外交易的衍生品授权使用其指数。SGX推出新合约作为回应，随后双方进入仲裁，直到2020年各交易所就新加坡与GIFT City之间的连接达成协议，争议才得以解决。5根据这一安排，SGX会员通过Connect将订单传送至NSE国际交易所，合约在那里交易和清算。在2022年7月开始的试行阶段之后，全面转移于2023年7月3日完成，合约更名为GIFT Nifty。6 结果是一个让双方各有所得的折中方案。印度在GIFT City获得了流动性：2024年9月，GIFT Nifty的月成交额创下1007亿美元的纪录，2024年9月24日的单日成交额创下227亿美元的纪录。7新加坡则保住了其会员、客户和部分手续费收入。这段经历对整条走廊颇具启示。印度利用其对标的资产（此处为指数）的控制，将业务吸引回国内；新加坡则通过成为通往印度设施的门户，确保了自己的位置。…
税务合作 税务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前述2011年的信息交换条款，并辅以根据共同申报准则进行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新加坡自2018年9月起实施该准则，第E部分第II章对此有所介绍。1在新加坡银行开有账户的印度居民，每年都会被报送给印度当局。2016年的相应调整条款和相互协商程序，为企业解决转让定价争议提供了途径。贸易与投资联合工作组为贸易和投资政策问题提供了论坛，其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14日在新德里举行。2 2020年6月17日，即成立不到两个月，IFSCA便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署了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2020年12月，它又与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bu Dhabi Global Market）签署了类似的备忘录。3此类备忘录规定了监管信息交换、金融科技合作以及对在两个中心均有业务的实体的监管。 对个人而言，监管合作最切实的成果是印度统一支付接口与新加坡PayNow之间的互联。印度储备银行与MAS于2021年9月启动该项目。2023年2月21日，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和李显龙总理以线上仪式启动了这一互联。4借助这一互联，两国银行账户之间可以使用手机号码或虚拟支付地址实时转账。对于在新加坡的印度劳工和家庭来说，它降低了汇款成本。对于两国央行而言，它为多边Nexus项目提供了范本，该项目旨在连接多个国家的快速支付系统。5 在政治层面，合作通过印度—新加坡部长级圆桌会议加以协调，双方的财政、贸易、外交和数字事务部长在会上会晤。第三次圆桌会议于2025年8月举行。2024年9月，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2025年9月黄循财总理访问期间，两国政府通过了该伙伴关系的路线图。与路线图同时签署的，还有航运、民航和航天等领域的协议。7对于这一金融中心而言，这一框架的重要性在于它使这条走廊处于最高层级的政治保护之下。原本只能由税务官员处理的争议，例如适用祖父条款的投资如何处理、主要目的测试如何解释，可以在部长之间提出。 这条走廊拥有处理商事争议的专门法律基础设施。印度企业是新加坡仲裁最常见的外国用户之一，印度法院依据两国均适用的《纽约公约》执行新加坡仲裁裁决。第F部分第II章和第III章介绍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以及《新加坡调解公约》，印度于2019年签署了该公约。8印度尚未批准该公约。对于从新加坡投资印度的基金而言，能够利用中立的争议解决场所，是这一架构价值的一部分。 注释 IRAS, “CRS Overview and Latest Developments”（iras.gov.sg，2026年11月访问）：CRS MCAA于2017年6月21日签署；“Singapore has been exchanging…
从新加坡构建对印度的投资 对于具有实质的架构，经由新加坡投资印度的路线依然畅通。一家仅持有股份、由别处管理的新加坡控股公司，如今要面对利益限制条款、主要目的测试、印度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以及对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审查。2017年4月1日之前取得、适用祖父条款过渡期的股份，仍保留基于居民国的免税待遇，但前提是控股公司在出售前两年内每年都满足支出测试，并经得起对其目的的审查，而Tiger Global案判决已使这种审查更加严格。与来自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相比，新投资在资本利得方面不再享有优势。其优势在于股息和利息的预扣税率较低、新加坡公司治理和争议解决的可靠性，以及能够利用新加坡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 投资者还应考虑将GIFT City作为替代或补充。一只只投资印度、投资者为印度人或印度侨民的基金，可能会发现该中心的税收制度颇具吸引力。具有区域投资范围、面向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基金，通常会更倾向于新加坡。有些管理人兼用两者：以新加坡主基金为核心，再为印度投资者设立一个GIFT City载体。 执业者核查清单 确定印度股份是否在2017年4月1日之前取得，并记录每批股份的取得日期。保存证据，证明新加坡公司在退出前24个月内的每个十二个月期间，在新加坡的营运支出至少为20万新元，最好附有审计师出具的证明以及IRAS出具的税务居民证明。在新加坡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投资决策，董事须作出真实判断，以免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被认定在印度或第三国。记录使用新加坡实体的商业理由，例如区域投资范围、共同投资者、融资或公司治理，以满足主要目的测试。对照印度关于来自陆地接壤国家投资的规定，核查基金及其投资者的实益拥有人。评估退出是否构成印度资产的间接转让，并规划买方的预扣和申报义务。将新加坡架构与GIFT City载体进行比较，包括离岸基金迁移制度以及税收优惠的稳定性。在股东协议中约定以新加坡或其他中立地点为仲裁地，并核查其在印度的可执行性。关注Tiger Global案判决之后的印度判例、CBDT通函、《2025年所得税法》的条款以及CECA的检讨，这些都可能改变现有架构的处境。
日内瓦与印度 瑞士与印度的关系，更多是由财富管理而非直接投资塑造的。多年来，印度居民持有的瑞士银行账户一直处于印度关于未申报财富辩论的中心，新加坡在这场辩论中只是次要目标。自瑞士和印度实施信息自动交换以来，这一问题已大大失去锋芒，日内瓦卷第E部分就瑞士的总体情况对此作了介绍。1与此同时，双方的经济关系已转向贸易和投资。印度与EFTA国家于2024年3月10日在新德里签署的《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载有EFTA国家的一项承诺：在十五年内促进对印度投资1000亿美元，目标是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该协定于2025年10月1日生效。2 瑞士与印度的税收协定，也说明了新加坡十分熟悉的种种困难。2023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印度所签协定中的最惠国条款未经单独通知不适用；此后，瑞士自2025年1月1日起暂停在其对印协定中适用该条款。3因此，日内瓦和新加坡面对的是同一个伙伴：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它欢迎外国资本，同时坚持自己对协定的解读。区别在于功能。日内瓦在远处管理印度私人财富并交易印度大宗商品。新加坡则直接处在资本进入印度的通道上。 毛里求斯是最接近的比较对象。它与印度的协定使其在二十年间稳居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首位，直到2016年的议定书取消了对新投资的资本利得免税。2005年至2017年间，新加坡的协定与毛里求斯的协定挂钩，两个中心的命运因此在法律上联系在一起。此后新加坡超越毛里求斯，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一份协定：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享有国际声誉的监管机构、庞大的印度专业人士群体，以及印度以外的区域市场。日内瓦卷指出，毛里求斯在对非洲投资中扮演着类似角色。对新加坡的启示是：协定优势是暂时的，而金融中心的品质则是持久的。 迪拜和阿布扎比在其他领域与新加坡争夺印度业务。海湾地区的印度侨民人数众多，从孟买起飞的航程很短，而且没有所得税，这吸引了印度企业家和富裕家族。IFSCA于2020年12月与阿布扎比全球市场签署了备忘录，距其与MAS签署备忘录仅数月之隔。迪拜的优势在于贸易、房地产、黄金以及印度家庭的个人迁居。新加坡的优势则在于机构资本、基金管理以及对印度投资的架构设计。第K部分第III章对这些中心作了详细比较。 印度与新加坡第一份税收协定：1981年4月20日。现行协定：1994年1月24日签署，1994年5月27日生效。议定书：2005年6月29日（2005年8月1日生效）、2011年6月24日（2011年9月1日生效）和2016年12月30日（2017年2月27日生效，资本利得规则自2017年4月1日起适用）。利益限制条款的支出门槛：每年20万新元或500万卢比。多边工具相关命令在新加坡生效：2019年10月1日。CECA：2005年6月29日签署。2020年人口普查中新加坡的印度族居民：362,274人，占9.0%。2000年4月至2026年3月流入印度的累计股权类外国直接投资：7877.2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占24.72%，毛里求斯占23.71%。2025—26年度来自新加坡的股权类外国直接投资：198亿美元。2025—26年度双边贸易额：361亿美元。淡马锡控股对印度的敞口：7%（2026年3月31日）。SGX Nifty：2000年9月25日推出，2023年7月3日以GIFT Nifty之名迁往GIFT City。IFSCA：2020年4月27日成立，2020年6月17日与MAS签署备忘录。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GIFT City基金：177家管理人，272只基金，承诺出资额221.1亿美元。 注释 Ressos,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E部分第III章，« La fin du secret…
新加坡与印度的纽带，可追溯到1819年后印度士兵、商人和囚犯的到来，1867年之前海峡殖民地由加尔各答管辖的历史，以及齐智人和印度银行的信贷网络。2005年议定书确立了资本利得的居民国征税原则，该原则与毛里求斯协定挂钩，并受到设有20万新元支出门槛的利益限制条款的保护；由此，1994年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成为这条走廊的法律基础。2011年和2016年的议定书以及多边工具中的主要目的测试，引入了国际信息交换标准，将2017年4月1日起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的征税权交还印度，并使实质和商业目的成为享受协定待遇的条件。尽管如此，自2000年以来，新加坡仍成为印度股权类外国直接投资有记录的最大来源地，因为基金、控股公司和国家投资者对其监管、法院和专业人士群体的重视，不亚于任何税收优势。自2020年起由IFSCA监管的GIFT City已接手Nifty期货，并正在建设基金业，与新加坡争夺来源和去向均在印度的业务；与此同时，通过MAS、IFSCA、UPI–PayNow互联以及部长级圆桌会议开展的合作，使两个中心既是对手，也是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