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及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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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和1994年的协定

1981年4月20日，新加坡与印度签订了第一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该协定后被现行协定取代。现行协定于1994年1月24日签署，1994年5月27日生效，在新加坡自1994年1月1日起适用，在印度自1994年4月1日起适用。¹协定在结构上遵循经合组织范本，但保留了联合国范本的若干特点，这些特点受到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印度的青睐。若股息的实益拥有人是持股至少25%的公司，来源国可按最高10%的税率征税，其他情况下最高为15%。银行贷款利息的税率上限为10%，其他利息为15%。²

资本利得是关键所在。在原始文本中，第13条允许印度对转让印度公司股份所得的收益征税，因此出售印度股份的新加坡投资者仍处于印度税收的管辖范围内。³按照该文本，对组合投资者而言，新加坡相比大多数其他司法管辖区并无优势。毛里求斯则不同，因为它与印度的协定将此类收益的征税权分配给居民国，而毛里求斯本身并不对其征税。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流向印度的外国组合投资和私募股权资本大多经由路易港。

2005年议定书：与毛里求斯挂钩及首个利益限制条款

2005年6月29日在新德里签署的议定书改变了这一局面。它以一项新规则取代了第13条第4至6款：转让前三款未涵盖的财产（包括股份）所得的收益，仅在转让人的居民国征税。⁴新加坡由此在资本利得方面获得了与毛里求斯相同的待遇。

有两项条件使这一安排为印度所接受。第一是利益限制条款：对于以获取免税为主要目的而安排其事务的居民，以及空壳公司或导管公司，不给予免税待遇。若一家公司在收益产生前24个月内在新加坡的年度营运支出低于20万新元，即被视为空壳公司；而在认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则被视为具有实质。⁵第二项条件将免税与毛里求斯挂钩。根据议定书第6条，只要印度—毛里求斯协定将股份收益的征税权完全分配给居民国，资本利得规则、信息条款、利益限制条款和检讨机制才继续有效。⁶

因此，议定书使新加坡与毛里求斯享有同等地位，条件是新加坡实体须证明有真实支出。对于拥有员工和办公场所的基金经理而言，20万新元的门槛并不高，但对信箱公司来说却难以逾越。这一设计有利于新加坡希望吸引的那类投资平台：在新加坡拥有董事、员工并在当地作出决策的控股公司。它也反映了印度的一项关切，即协定优惠应仅限于与新加坡有真实联系的资本，而不能仅凭一个注册地址。

2011年议定书：信息交换

2011年6月24日，两国政府签署了第二份议定书，以符合国际标准的信息交换条款取代了第28条。主管当局应交换与各类国内税收征管可预见相关的信息。一国不得仅因信息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名义持有人或受托人持有而拒绝请求。该议定书于2011年9月1日生效，适用于2008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应税期间。⁷

这一时间点并非巧合。正如第E部分第II章所述，新加坡此前不久在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压力下承诺采用国际标准。在印度，关于境外未申报财富即所谓“黑钱”的辩论，已成为头等政治议题。2011年议定书首次为印度税务机关提供了获取新加坡银行信息的法律途径。因此，第E部分总体分析的针对外国税务目的的银行保密制度的终结，有其专门的印度篇章。

2016年议定书：资本利得的来源地征税

2016年5月，印度修订了与毛里求斯的协定，规定对2017年4月1日起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在来源国征税。⁸由于新加坡的免税待遇取决于毛里求斯规则，路易港方面的变化本会使其自动终止。两国政府选择重新谈判。2016年12月30日，新加坡驻印度高级专员Lim Thuan Kuan与印度中央直接税委员会主席Sushil Chandra在新德里签署了第三份议定书。议定书于2017年2月27日生效，其中关于资本利得和利益限制的条款自2017年4月1日起适用。⁹

新的第13条按取得日期加以区分。2017年4月1日之前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仍仅在居民国征税。该日或之后取得的股份所得收益，可在公司的居民国征税。在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过渡期内，来源国对此类收益的征税税率不得超过其国内税率的一半。¹⁰IRAS将这一结果表述为保留了对2017年4月1日之前所作投资的现有免税待遇，并强调在印度所签各协定中独一无二的实质要求，将继续确保只有从事真实经济活动的居民才能享受优惠。¹¹

利益限制条款从议定书移入协定正文，成为新的第24A条。它保留了主要目的测试、空壳公司和导管公司的定义、20万新元或500万卢比的支出门槛，以及上市公司的例外。对于适用祖父条款过渡期的股份，须在收益产生前的两个十二个月期间内分别满足支出测试，这一点2005年议定书已在脚注中作出规定。对于过渡期内的收益，测试以此前十二个月为准。¹²议定书还删除了与毛里求斯挂钩的规定，并增设第28A条，规定协定不妨碍任何一方适用其国内反避税和反逃税规则。第9条新增一款，要求双方在转让定价案件中作出相应调整。¹³

多边工具与主要目的测试

2017年6月7日，两国均签署了经合组织《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新加坡于2018年12月21日批准，印度于2019年6月25日批准。在新加坡，相关修改通过Income Tax (Singapore–India)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Order 2019生效，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¹⁴最重要的新增条款是关于防止协定滥用的第29A条。如果有理由认定获取某项协定优惠是某项安排的主要目的之一，则不给予该优惠，除非给予该优惠符合协定的目标和宗旨。在新加坡，主要目的测试对于预扣税适用于2020年1月1日起的支付，对于其他税种适用于2020年4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基期。¹⁵

印度与新加坡的协定现已包含三层反滥用规则：第24A条的利益限制条款、第29A条的主要目的测试，以及第28A条明确保留的印度国内一般反避税规则。因此，新加坡控股公司必须既证明其在新加坡具有实质，又证明其存在具有商业目的。

实务中的实质要求：Fullerton案与Tiger Global案

这几层规则的相互作用已在印度的审裁机构中受到检验。淡马锡全资拥有的新加坡公司Fullerton Financial Holdings一案颇具启发意义。Fullerton于2008年投资Fullerton India Credit Company，并于2021—22财政年度出售其全部股份，实现长期资本利得68.1亿卢比，并主张根据第13(4A)条免税。税务部门认为该公司缺乏实质，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员工或办公场所，而是依赖关联公司的员工。所得税上诉审裁处孟买审裁庭采纳了IRAS和审计师出具的证明，这些证明显示其支出超过20万新元的门槛。审裁庭认定，该公司既非空壳公司也非导管公司，且没有迹象表明获取协定优惠是该项投资的主要目的。¹⁶

评论者指出，审裁处将利益限制条款与主要目的测试混为一谈，而二者是不同的条款。他们还指出，审裁处没有提及中央直接税委员会2025年的通函，根据该通函，适用祖父条款过渡期的股份不受主要目的测试约束。这两点都表明，在对执业者至关重要的细节层面，法律仍未定型。

围绕Tiger Global于2018年通过毛里求斯实体退出Flipkart的旷日持久的争议，则显示了相反的风险。印度税务机关拒绝给予协定免税，理由是毛里求斯公司的控制和管理位于毛里求斯境外，且该架构旨在规避印度税收。德里高等法院于2024年作出有利于投资者的裁决后，印度最高法院于2026年1月撤销了该裁决，认定相关收益应在印度纳税。据初步评论，法院将税务居民证明视为一种证据，不能凌驾于反避税规则之上；法院还认为，祖父条款保护的是真实投资，而不为旨在避税的安排提供庇护。¹⁷尽管此案涉及毛里求斯，新加坡架构的管理人仍密切研读，因为该案所裁决的问题，即实际控制位于何处、税务居民证明具有多大分量、国内反避税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协定的祖父条款，在新加坡协定下同样存在。孟买审裁处的Fullerton案裁决早于该判决，今后须结合该判决加以解读。

注释

1. IRAS, Agreement between Singapore and India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与MLI合并的综合文本（iras.gov.sg，2026年11月访问）：签订日期1994年1月24日，生效日期1994年5月27日，适用日期1994年1月1日（新加坡）和1994年4月1日（印度）；此前的协定于1981年4月20日签署（附件E）。 ↩
2. IRAS，综合文本，第10(2)条（实益拥有人为持股至少25%的公司时为10%，其他情况下为15%）和第11(2)条（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为10%，其他情况下为15%）。 ↩
3. IRAS，综合文本，1994年文本第13(5)条：“Gains from the alienation of shares other than those mentioned in paragraph 4 in a company which is a resident of a Contracting State may be taxed in that State.” ↩
4. IRAS，综合文本，附件D（2005年6月29日在新德里签署的议定书），第1条取代第13条第4、5、6款：此类收益“shall be taxable only in that State”；第7条：2005年8月1日生效。 ↩
5. IRAS，综合文本，附件D，第3条：若事务安排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第1条，则拒绝给予优惠；空壳/导管公司的定义；若此前24个月内年度营运支出总额低于20万新元或Rs 50,00,000，视为空壳公司；在认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视为非空壳公司。 ↩
6. IRAS，综合文本，附件D，第6条：第1、2、3和5条“shall remain in force so long as”印度—毛里求斯协定规定转让股份所得收益仅在转让人的居民国征税。 ↩
7. IRAS，综合文本，附件C（2011年6月24日在新德里签署的第二份议定书），第1条：新的第28条第1款（关于“of every kind and description”税收的“foreseeably relevant”信息）和第5款（不得“solely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is held by a bank,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 nominee or person acting in an agency or a fiduciary capacity”而拒绝）；关于第二份议定书的说明：2011年6月24日签署，2011年9月1日生效，适用于2008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应税期间的税收。 ↩
8. 修订印度—毛里求斯避免双重征税公约的议定书，2016年5月10日在路易港签署；对2017年4月1日或之后取得的股份的资本利得实行来源地征税，对此前的投资适用祖父条款，并在2019年3月31日之前适用50%的过渡税率。 ↩
9. IRAS, “Singapore and India Sign New Protocol to Update Bilateral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DTA)”，2016年12月30日新闻稿：由新加坡驻印度高级专员H.E. Mr Lim Thuan Kuan与中央直接税委员会主席Shri Sushil Chandra签署；IRAS，综合文本，关于第三份议定书的说明：2017年2月27日生效，各条款自该日起适用，但第2、3和4条自2017年4月1日起适用；IRAS, “Tax Agreements with India and Uruguay Enter Into Force”（iras.gov.sg，2026年11月访问）。 ↩
10. IRAS，综合文本，附件B（第三份议定书），第2条：新的第4A款（2017年4月1日之前取得的股份仅在居民国征税）、第4B款（2017年4月1日或之后取得的股份可在公司所在国征税）和第4C款（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间产生的收益按不超过国内税率50%的税率征税）。 ↩
11. IRAS，2016年12月30日新闻稿：“The updated DTA preserves the existing tax exemption on capital gains for shares acquired before 1 April 2017”；2017年4月1日起取得的股份的资本利得在两年过渡期内按印度国内税率的50%征税；议定书保留了“stringent substance requirements which are unique to the Singapore-India DTA”。 ↩
12. IRAS，综合文本，附件B，第3条：新的第24A条第1至5款；若年度营运支出低于20万新元或Rs 5,000,000“for each of the 12-month periods in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period of 24 months”（第4A款情形），视为空壳公司；上市公司视为非空壳公司；第3(b)款：第4C款情形为十二个月；附件D，第3条脚注1：24个月“shall be calculated by referring to two blocks of 12 months”。 ↩
13. IRAS，综合文本，附件B：第1条（新的第9(2)条，相应调整）、第4条（自2017年4月1日起删除2005年议定书第1、3、5和6条）和第5条（关于国内反避税法的新第28A条）。 ↩
14. IRAS，综合文本，关于MLI的说明：2017年6月7日签署；新加坡于2018年12月21日批准，印度于2019年6月25日批准；Income Tax (Singapore-India)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Order 2019于2019年10月1日生效。 ↩
15. IRAS，综合文本，附件A，新的第29A条：“if it i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having regard to all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obtaining that benefit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purposes of any arrangement or transaction”，则不给予优惠；第3节：在新加坡，MLI对2020年1月1日或之后支付的款项的源泉预扣税生效，对其他税种适用于2020年4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基期内取得的收入。 ↩
16. Khaitan & Co.，Legal 500 / Mondaq，2025年11月19日：审裁处依据IRAS和KPMG的证明，认定纳税人既非空壳公司也非导管公司，并综合评估了主要目的测试，考虑了商业理由、治理和经济实质；评论者指出，审裁处未提及CBDT Circular No. 1 of 2025，该通函将适用祖父条款的股份排除在主要目的测试之外。；Bijal Ajinkya、Avin Jain和Aanchal Jain（Khaitan & Co.），“Mumbai Tribunal Grants Treaty Exemption to Singapore Company on Sale of Grandfathered Shares; Dismisses Allegations of Conduit Entity and PPT Applicability”，Legal 500 / Mondaq，2025年11月19日，评Fullerton Financial Holdings Pte Ltd v ACIT [TS-1458-ITAT-2025]：纳税人由淡马锡全资拥有；2008年投资FICCL；2021-22财年出售；根据第13(4A)条主张免税的长期资本利得为INR 681 crore；税务部门关于缺乏员工和办公场所的论点。 ↩
17. Nexdigm, “Supreme Court Upholds Revenue’s Right To Tax Tiger Global’s Flipkart Exit Gains”，Legal 500 / Mondaq，2026年1月22日：最高法院支持税务机关的上诉，推翻了德里高等法院的裁决；税务居民证明具有证据价值，但“does not override anti-avoidance provisions”；祖父条款“protects genuine investments”，并不为避税驱动的安排提供全面豁免；强调毛里求斯缺乏营运、员工和决策；Business Today, “Tiger Global Flipkart exit: what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means for cross-border tax rules”，2026年1月17日：德里高等法院曾于2024年作出有利于投资者的裁决；报道时详细判决书尚未公布。Supreme Court of India, Authority for Advance Rulings (Income Tax) v Tiger Global International II Hold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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