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港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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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港：立埠之本

新加坡的商业身份在建埠之时便已确立。1819年的自由港对贸易不征任何关税，欢迎各国商人使用其港口，本书第A部分已对这一政策作了详细考察。围绕港口发展起来的转口港，汇集群岛的物产、中国和印度的货物以及欧洲的制成品，加以分拣和分级，再转运至遥远的市场。第A部分第IV章描述了往来于港口的帆船（中式帆船）、马来帆船（prahu）和港脚商人的船只，以及将新加坡河畔代理行（agency houses）与本地区商人联系在一起的信贷链条。

即便在那个阶段，新加坡所创造的附加值也有很大一部分在于货物所附带的服务。商人们要评估那些他们难以核实的交易对手，要跨越遥远的距离提供信贷，还要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他们依靠的是个人信任、社群机构和英国商法的结合。这些正是现代贸易公司所履行的职能。两个世纪以来，新加坡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履行着这些职能。独立后的共和国政府明确地借鉴了这段历史。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一位高级官员在2023年撰文回顾指出，新加坡早在19世纪就已是香料等商品的重要转口港，而1819年成为自由港后，对贸易商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¹

从转口港到工业经济

转口港模式在独立前后的十年间走到了尽头。人口增长已远远超出仅靠贸易所能提供的就业。1965年后，失业率介于10%至12%之间，这一水平足以引发社会动荡。²1963年后与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以及1965年与马来西亚的分离（第C部分第II章对此有所考察），使新加坡与其传统腹地的部分地区隔绝。政府得出结论：这座城市已不能再单靠贸易为生。

答案是工业化。早在1961年，政府就已设立经济发展局，主导招商引资。³政府在裕廊的填海土地上兴建工业区，部长们则出访海外争取外国投资者。第C部分第III章所描述的这一战略，在二十年内使新加坡从转口港转变为制造业经济。转口港在这一转变中延续了下来。2000年，转口仍占新加坡商品出口的43%。⁴旧有的职能与新职能并存，后来又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即本章所考察的离岸贸易。

炼油业与第一批贸易商

连接旧日转口港与现代贸易枢纽的桥梁是石油。壳牌长期以来把本岛以南的毛广岛（Pulau Bukom）用作储存和分销基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积极争取埃索、美孚和新加坡炼油公司等石油巨头在其近海岛屿上兴建炼油厂。⁵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⁶后来，南部七个小岛合并为裕廊岛，填海工程于1995年动工，2000年10月14日正式启用，进一步巩固了炼油和石化产业集群。⁷本部分第II章将详细考察炼油厂和储油码头。

炼油厂需要原油，而其生产的产品必须售出。围绕炼油厂，逐渐发展起石油公司的营销和供应部门、撮合买卖双方的经纪商，以及以自有账户买卖货船的独立贸易商。1966年在鹿特丹创立的维多（Vitol）于1979年开设新加坡办事处。⁸由商人Peter Fu和王明星（Ong Beng Seng）创办的新加坡公司Kuo Oil于1988年随之而来。⁹到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认识到，实体石油产业已经造就了一个贸易商群体，其活动本身就值得加以发展。

转口港留下的传承

转口港有三个要素延续到了贸易枢纽之中。第一是开放。新加坡始终是一个任何旗帜、任何国籍都可以做生意的港口和市场；如今这意味着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印度、日本和海湾地区的贸易商并肩工作。第二是贸易与金融的结合。19世纪的汇兑银行（第B部分第II章对此有所考察）为转口港提供融资，而21世纪的国际银行则通过第H部分第I章所描述的工具为贸易枢纽提供融资。第三是对可预期法律秩序的依赖，从殖民地法院所适用的英国商法，到第F部分所考察的合同、法院和仲裁机构。

第四个要素较少为人注意。19世纪的转口港由一个深知其财政收入依赖贸易、因而让贸易免于征税的国家管理。21世纪的贸易枢纽则由一个深知其繁荣依赖贸易公司、因而对其合格收入按优惠税率征税的国家管理。两者的工具不同：自由港废除的是关税，而全球贸易商计划降低的是所得税。但其背后的政策，即商业应尽可能少地承担财政负担，正是第B部分第I章追溯至直辖殖民地财政体制的那一政策。

注释

1. Lee Pak Sing（新加坡企业发展局贸易与互联互通助理总裁），“Singapore – a vital link in the global energy supply chain”，The Business Times，2023年9月4日，由裕廊集团（JTC Corporation）于2023年11月10日转载（jtc.gov.sg，2026年11月访问）：“In the 1800s, Singapore was already a key entrepot for commodities such as spices”；“Traders were further attracted to Singapore when it became a free port in 1819.” ↩
2. Wikipedia，“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转口贸易“wa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large population”；“The unemployment rate ranged between 10 and 12%”，这“threatened to create civil unrest”。 ↩
3. Wikipedia，“Economy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1961年，“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to spearhead an investment drive”。 ↩
4. Wikipedia，“Economy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Re-exports accounted for 43% of Singapore’s total sales to other countries in 2000.” ↩
5. Lee Pak Sing，“Singapore – a vital link in the global energy supply chain”，The Business Times，2023年9月4日，由JTC转载（2026年11月访问）：“Singapore started off by courting oil majors such as Esso, Mobil Oil and Singapore Refining Company … to operate oil refinery facilities here in the 1960s.” ↩
6. Wikipedia，“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新加坡“attracted big oil companies like Shell and Esso”，并成为“the third largest oil-refining centre in the world by the mid-1970s”。 ↩
7. Wikipedia，“Jurong Island”（2026年11月访问）：由面积约991公顷的七个小岛合并而成，后扩大至约3,500公顷；“Physical land reclamation began in 1995, and Jurong Island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14 October 2000”；炼油厂日处理原油能力为150万桶。 ↩
8. Vitol，“About”（vitol.com，2026年11月访问）：“Founded in Rotterdam in 1966 by Henk Viëtor and Jacques Detiger”；1969年设立伦敦办事处；1979年设立新加坡办事处；全球逾40个办事处。 ↩
9. 林勋强（Lim Hng Kiang），贸易与工业部长，在2009年全球贸易商交流晚宴上的讲话，莱佛士城会议中心，2009年5月26日（mti.gov.sg，现为meti.gov.sg，2026年11月访问）：“Singapore-headquartered Kuo Oil, set up by businessmen Peter Fu and Ong Beng Seng in 1988”。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