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的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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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市场的丧失

分家使1959年工业化战略赖以建立的希望化为泡影。新加坡失去了一个约1200万人口的共同市场前景，而这正是规划者自1959年以来一直寄予厚望的。实际上，损失比这一数字所显示的要小，因为共同市场从未付诸实施。吴庆瑞（Goh Keng Swee）早在合并期间就已断定，共同市场的好处并不像他曾经以为的那样可观。¹

李光耀（Lee Kuan Yew）在分家当天举例说明了这种不平衡：八打灵再也生产的邓禄普（Dunlop）轮胎免税进入新加坡，而裕廊生产的普利司通（Bridgestone）轮胎在联合邦却受配额限制。他指出，就购买力而言，新加坡约占合并市场的40%，半岛占60%，尽管新加坡人口只占四分之一。²他由此得出结论：今后任何经济合作都必须以对等交换为条件。

不过，对马来亚的依赖确实存在，李光耀在同一场记者会上也说明了这一点。他估计，新加坡约24%的贸易是与马来亚进行的，另有4%至5%是与沙巴和砂拉越进行的，而新加坡的用水则来自柔佛。他还指出，英国基地每年开支约4亿元，而新加坡的年度预算只有约1.2亿元。³这些数字界定了这个新国家的经济难题：它在贸易和用水上离不开邻国，又无力负担自身的防务。

增长、贸易与失业

官方国民账户清楚地反映了那几年所受的冲击。按2015年环比价格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963年的104.635亿新元降至1964年的101.388亿新元，收缩约3.1%。1965年回升至109.331亿新元，1966年达到120.461亿新元，分别增长约7.8%和10.2%。⁴较早的估计认为1964年的降幅约为4%，这一差异可能源于国民账户后来的修订。⁵

从下降的构成可以看出印马对抗打击的是哪些领域。批发和零售贸易是转口商人所在的行业，其产出从1963年的20.066亿新元降至1964年的15.952亿新元，降幅约五分之一。同年，制造业从13.653亿新元增至14.077亿新元，金融和保险业从2.342亿新元增至2.539亿新元。商品贸易总额从1963年的约77.5亿元降至1964年的约62.5亿元，下降原因被归结为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中断。⁶

根据政府自己的历史记述，1960年至1965年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复合增长率为5.7%。合并期间，制造业创造了约21,000个就业岗位。尽管如此，失业率仍维持在两位数，这让面对劳动力快速增长的政府忧心忡忡。到1965年，人口已达1,886,900人。因此，分家发生时，经济已开始从印马对抗中复苏，而劳动力市场仍无法吸纳年轻的人口。⁷

财政主权

分家使新加坡重新获得全部税基。随着附件J被撤销，向联邦政府缴付国家税收40%的义务随之终止。政府还可以废除它曾反对的联邦税种。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宣布立即撤销营业额税，薪资税即使保留，也将改为失业保险计划的缴款。⁸

财政主权也带来了新的负担，因为新加坡如今必须自行承担防务和外交事务的费用，李光耀曾用英国基地的数字说明这些开支的规模。与此同时，新加坡获得了对税收优惠的完全控制权。联邦当局曾吝于给予的先锋地位，成了新加坡政府独有的政策工具。本部分第III章将说明EDB如何借此吸引外国制造商，第IV章则说明同样的自主权如何促成了1968年那项催生亚洲美元市场的税收优惠。

货币主权

分家最持久的金融后果涉及货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时仍共用马来亚及英属婆罗洲元，该货币由一个共同的货币发行局发行，以2先令4便士的汇率与英镑挂钩。分家之后，计划中的马来西亚货币在新加坡将成为外国货币。因此，新加坡财政部长林金山（Lim Kim San）早在1965年10月就提议使用共同货币，并于1965年11月8日致函陈修信（Tan Siew Sin），建议设立货币发行局或联合中央银行。⁹

谈判的焦点在于储备的所有权。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ank Negara Malaysia）以货币发行局制度不合时宜为由予以拒绝，并提议将新加坡的储备存放于单独账户。按照协议草案，新加坡将无法确保对这些储备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1966年8月4日，林金山写道，新加坡“绝不会把其储备交托给一个受外国政府控制的机构”。1966年8月17日，两国政府宣布自1967年6月12日起各自发行货币。¹⁰

货币联盟于当日终结，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开始各自发行本国货币。根据一项《货币互换协定》，三种货币按面值等值互换，直到马来西亚自1973年5月8日起退出。文莱与新加坡的货币互换安排一直维持至今。新加坡选择保留货币发行局制度，本部分第V章将追溯其历史以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成立。坚持对储备拥有完整所有权，成了第D部分第I章所探讨的储备管理的起点。¹¹

从腹地走向世界

分家更深远的影响是战略性的。自19世纪以来，新加坡一直作为某一腹地的港口而存在，起初是群岛，后来是英属马来亚。合并是试图通过联邦宪法来确保这一腹地。合并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区域之外，寻找市场、资本和技术。

李光耀在独立当天阐明了这一原则：新加坡应当“同世界上每一个愿意让我们保持自我的国家进行贸易”。¹²工业化战略也随之改变。工厂此后将面向出口生产，由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资金，并获得国家支持。金融业遵循同样的逻辑。1968年在亚洲时区建立的离岸美元市场（本部分第IV章将加以探讨）根本不需要腹地。它需要的是稳定的货币、可靠的法律制度和一个愿意提供税收优惠的政府。而这一切，如今都由新加坡独自掌控。

注释

1. SG101（新加坡政府），“1959–1965: Early Economic Strategies”（2026年11月访问）：合并预计将形成一个约1200万人口的合并市场。SG101, “1959–1965: Early Economic Strategies”（2026年11月访问）：共同市场的好处“were not as substantial as he once believed”，此为对吴庆瑞结论的描述。↩
2. 李光耀1965年8月9日记者会，第13–14页：“Dunlop tyres from Petaling Jaya come to Singapore free”；“Bridgestone tyres made in Jurong can’t go to the Federation because I think there’s a quota restriction”；就购买力而言，“we are 40 per cent, they are 60 per cent”。↩
3. 李光耀1965年8月9日记者会，第2–3页：“Our water supply comes from Johore. Our trade … I think about 24 per cent – with Malaya, and about 4 to 5 per cent with Sabah and Sarawak”；基地开支“comes to about $400 million a year, and Singapore’s annual budget is only about $120 million”。↩
4. 新加坡统计局，Table Builder，“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Chained (2015) Dollars, By Industry (SSIC 2020), Annual”（表M015721，2026年11月访问）：国内生产总值为104.635亿新元（1963年）、101.388亿新元（1964年）、109.331亿新元（1965年）和120.461亿新元（1966年）；增长率由作者计算。↩
5. Alvin Tan, “Konfrontasi”, BiblioAsia, 2024年1月至3月，引用Cheng Siok Hwa：1964年“GDP fell by 4 percent”，1965年复苏。↩
6. 新加坡统计局，表M015721（2026年11月访问），按2015年环比价格计算：批发和零售贸易20.066亿新元（1963年）、15.952亿新元（1964年）、16.49亿新元（1965年）；制造业10.193亿新元（1960年）、13.653亿新元（1963年）、14.077亿新元（1964年）、15.736亿新元（1965年）；金融和保险业2.342亿新元（1963年）、2.539亿新元（1964年）、2.791亿新元（1965年）。Wikipedia, “Singapore in Malaysia”（2026年11月访问）：贸易总额从“$7.7535”（1963年）降至“$6.2498”（1964年），原因被归结为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中断（该条目的单位标注有误，数量级应为十亿元）；新加坡统计局，表M451001（“Merchandise Trade By Commodity Section, (At Current Prices), Monthly”，2026年11月访问）：1964年十二个月的商品贸易总额合计为62.551亿元；该表注明，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包括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该贸易已于1964年中断。↩
7. SG101, “1959–1965: Early Economic Strategies”（sg101.gov.sg/economy/surviving-our-independence/1959-1965，2026年11月访问）：1960年至196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复合增长率为5.7%；制造业创造了约21,000个就业岗位；“the unemployment percentage still hovered in the double digits”。新加坡统计局，表M810001（2026年11月访问）：1965年总人口为1,886,900人。↩
8. 李光耀1965年8月9日记者会，第5页：“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o revoke the turnover tax forthwith. And, the payroll tax I think will be revoked as payroll tax”，可能改为“for a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cheme”的缴款。↩
9. GIC, Bold Vision, chapter 2, “Second Separation”（2026年11月访问）：马来亚元由马来亚及英属婆罗洲货币发行局（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of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发行，“pegged to sterling at the rate of two shillings and four pence”；1960年《货币协定》允许任何一方政府发出“an 18-month notice to leave the currency board”。GIC, Bold Vision, chapter 2（2026年11月访问）：林金山“as early as October 1965, just two months after separation”就提出共同货币问题；1965年11月8日，他致函陈修信，提议设立货币发行局或联合中央银行。↩
10. GIC, Bold Vision, chapter 2（2026年11月访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认为货币发行局制度“anachronistic”；正式谈判自1966年6月10日开始；新加坡“was not guaranteed indisputable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its reserves”；林金山1966年8月4日的信函。GIC, Bold Vision, chapter 2（2026年11月访问）：1966年8月17日，两国政府宣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would have separate currencies from 12 June 1967”。↩
11. Wikipedia,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 dollar”（2026年11月访问）：“On 12 June 1967, the currency union came to an end”；马来亚及英属婆罗洲元于1969年1月16日不再是法定货币。GIC, Bold Vision, chapter 2（2026年11月访问）：各货币“fully interchangeable at par value, in all three countries”；“The agreement lasted till 8 May 1973, when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opted out of it”；文莱和新加坡“till this day”仍维持该安排。↩
12. 李光耀1965年8月9日记者会，第6页：“we ought to trade with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is prepared to leave us alone to be ourselves”。↩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