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蒸汽与电报：第一次全球化中的新加坡
1869年11月，一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新航道开通。短短几年间，苏伊士运河、船用蒸汽机和海底电报对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改变，超过了1819年开埠以来的任何事件。港口不再需要等待季风送来中国的帆船（中式帆船）或经好望角而来的横帆船。轮船按班期抵达，在码头加煤，几天之内便再度启航，而订单和价格通过海底电缆从伦敦传到商人手中只需数小时。每年有数十万移民经过这里的港口前往区域内的矿场和种植园，又经由同一港口把部分工资寄回家乡。
本章考察这些力量。经济史学家将其归入“第一次全球化”的名下，即市场日益一体化、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期。本章首先讨论运河及其开辟的航线，继而描述新加坡如何成为商船的加煤站和船坞港口，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大英帝国在亚洲最大海军基地的所在地。随后转向电报及其对贸易速度和组织方式的影响，以及劳工迁移和流回中国与印度的汇款。最后一节讨论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在那段时期，殖民地的繁荣与其防务紧密相连。
关于日内瓦的姊妹卷表明，同样的技术也改变了瑞士这一金融中心。1858年，铁路将日内瓦与里昂和巴黎连接起来，1电报则让当地私人银行家在几分钟内获悉巴黎、伦敦和柏林的行情。两者的差异在于各自如何利用这种互联互通。日内瓦在中立的庇护下，成为管理欧洲财富的低调中心。新加坡则成为帝国通信、航运和劳工的枢纽节点，也正因如此，成为列强都想掌控的战略资产。这两种角色留下的印记，在今天的金融中心依然清晰可见。
要点
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11月17日开通，与复式蒸汽机一道，使蒸汽成为欧亚之间航运的主导方式。在新加坡，轮船吨位于1870年超过帆船吨位。加煤和修船使新港（New Harbour，后称吉宝港Keppel Harbour）成为港口的经济中心：成立于1864年的丹戎巴葛船坞公司（Tanjong Pagar Dock Company）发展成近乎垄断的企业，1905年被殖民地政府征收，并于1913年成为新加坡港务局（Singapore Harbour Board）。从马德拉斯经槟城铺设的海底电缆于1870–1871年抵达新加坡，并随即延伸至香港、西贡和澳大利亚，使这座港口成为帝国通信的枢纽。规模空前的华人和印度人移民为马来亚经济提供了劳动力，1877年起由华民护卫司署管理，1907年起由泰米尔移民基金（Tamil Immigration Fund）管理，侨汇机构则把积蓄带回乡村。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在三巴旺（Sembawang）兴建海军基地，于1938年启用，作为其亚洲战略的基石。这一战略随着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而崩溃。
注释
- Wikipedia, “Lausanne–Geneva railway”（2026年11月访问）：里昂—日内瓦线于1858年3月开通；日内瓦—韦尔苏瓦线于1858年6月将日内瓦接入瑞士铁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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