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日内瓦：竞争与互补
两种保密模式
新加坡与日内瓦的比较从保密制度开始。在瑞士，1934年11月8日《联邦银行法》第47条将一项既有的职业秘密置于刑法保护之下。该条款在议会中未经特别辩论即获通过，所保护的义务其内容源于合同和人格权保护。1 新加坡2001年版本的第47条则是一部成文法典。它界定了被禁止的披露，列明了允许的例外，并且在Susilawati案之后不再为法官创设的例外留下空间。
两种制度的政治含义也有所不同。瑞士的保密制度成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数十年来被作为主权和隐私的体现加以捍卫。新加坡的保密制度则是一种经济政策工具：2001年，政府认为旧条文需要现代化，于是加以改写；2009年，国际压力使之成为必要，于是又加以限定。这一差异解释了新加坡为何调整得更快。建立这一制度的政府可以自行修改它，而无须经历瑞士每次让步时都伴随的公投运动和联邦层面的谈判。
争夺亚洲财富
2000年代，新加坡和日内瓦直接争夺亚洲家族的财富。日内瓦拥有数百年的经验、其私人银行的声誉，以及直至2009年为止欧洲最严格的保密制度。新加坡则拥有地理上的接近、普通法信托制度、低税率，以及一个积极争取业务的政府。随着亚洲财富的增长，天平开始倾斜。曾在日内瓦入账资产的客户越来越多地转到新加坡入账。瑞士银行也随之扩充其新加坡业务。
其长期结果体现在跨境财富的数据中。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香港在2025年追平瑞士，两地跨境财富均约为2.9万亿美元，新加坡则达到2.1万亿美元。2 这一地位的基础正是在本章所探讨的十年间奠定的。日内瓦卷从瑞士一方描述了同一发展，将其视为日内瓦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之一。
互补
竞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瑞士的主要银行跻身新加坡最大的私人银行之列，其许多新加坡员工都接受过瑞士方法的培训。对这些银行而言，新加坡和日内瓦是同一集团的两个入账中心，服务于不同的客户群，并为客户提供司法管辖区的选择。在多个中心之间分散配置，本身就是私人银行向客户出售的一项服务。一个来自东南亚的家族可能出于就近考虑将部分资产放在新加坡，出于分散考虑将另一部分放在瑞士，并由同一位客户经理负责。
两者的关系还体现在股权上。GIC在2007年投资瑞银集团（UBS），使新加坡国家成为这家瑞士最大银行的重要股东；直到2014年，GIC仍是瑞银集团最大的单一股东。3 2024年，一家在两座城市均有业务的瑞士私人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预测，新加坡和香港将“作为全球枢纽，日益成为瑞士的重要竞争对手”；《金融时报》则将新加坡描述为全球投资者进入亚洲的门户。4 这两种说法同时成立。两个中心既争夺客户，又在同一银行集团内部合作。
国家角色的差异
这一比较还揭示了国家与私人银行之间的不同关系。在日内瓦，私人银行比监管它们的联邦国家更为古老。其中若干家创立于十八和十九世纪，合伙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个人责任。监管来得较晚，并由银行自身塑造：银行在1934年接受联邦监管时，换取了对保密的刑法保护。5 因此，日内瓦金融中心是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依靠的是私人主动性和家族传承。
新加坡的财富管理中心则是自上而下成长起来的。政府选定了这一行业，设计了其法律框架，并邀请银行前来。进驻的私人银行大多是外国集团的分行或子公司，它们对这一中心的忠诚取决于其盈利能力。这一差异对抗风险能力有所影响。日内瓦的私人银行很难离开日内瓦，因为它的历史、合伙人和客户都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新加坡的外国私人银行则可以在经济条件变化时随时缩减业务，正如若干欧洲银行在2008年后所做的那样。新加坡的对策是培育本地龙头，例如新加坡银行（Bank of Singapore）以及本地银行集团旗下的私人银行部门，使这一中心不至于完全依赖在苏黎世、伦敦或纽约作出的决定。
对两个中心的启示
这十年为两座城市都提供了启示。日内瓦认识到，以保密为基础的模式无法在最大经济体的敌意下存续。新加坡更快地吸取了同样的教训，因为它进入市场较晚，并在其模式演变为国家冲突根源之前便已作出调整。如今，两个中心都在咨询质量、法律体系的可靠性和合规的可信度上展开竞争。日内瓦卷从瑞士一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35年具有竞争力的中心，将是合规可信、监管可预期、能力有目共睹的中心。6
数字一览
1998年11月13日宣布将公共资金交由私营经理管理：三年内100亿新元。在新加坡管理的资金：1998年底1506亿新元，2003年底4650亿新元，2007年底1.173万亿新元（约8140亿美元），其中86%来自境外。基金管理专业人员：1998年822人。投资专业人员：2007年2185人。财富管理学院：2003年9月26日成立。《银行法》：1971年1月1日生效。第47条由2001年第23号法令重新制定，个人最高可处12.5万新元罚款或三年监禁，其他人最高可处25万新元罚款。《2004年受托人（修正）法》：2004年12月15日生效，永续期固定为100年。《2005年信托公司法》：2005年2月18日二读，自2006年2月1日起由MAS发牌。2005年的信托业：至少16家受托业务机构，250多名员工，约800亿新元资产。遗产税：对2008年2月15日起的死亡事件废除。新加坡银行：2010年1月29日以约14.46亿美元收购，客户资产约230亿美元。
注释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D部分第IV章，引用Le Temps，2009年4月4日，以及swissinfo.ch：《银行法》于1934年11月8日通过；第47条为私法上已存在的保密义务增加了刑法保护；两院均未对该条款进行辩论。 ↩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K部分第III章，引用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5月27日新闻稿“Hong Kong Surpasses Switzerland as the World’s Largest Cross-Border Wealth Hub”：2025年香港和瑞士各为2.9万亿美元，新加坡2.1万亿美元，全球总额15.7万亿美元。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E部分第II章：来自新加坡、香港、迪拜及其他中心的国际竞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富裕客户，尤其是在亚洲和中东。 ↩
- Baumann，finews.ch，2014年9月23日，同上：自金融危机以来，GIC以6.4%的持股成为瑞银集团最大单一股东；Business Times，2010年9月24日，同上：新加坡政府于2007年底购入瑞银集团约9%的股份。 ↩
- Walker和Chan，Financial Times，由swissinfo.ch转载，2024年10月16日，同上：EFG首席执行官Giorgio Pradelli表示，“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re going to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ompetitors to Switzerland as global hubs”；新加坡是全球投资者进入东南亚和北亚的门户。 ↩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D部分第IV章（银行家以接受1934年11月8日《银行法》下的监管为交换，取得了职业秘密条款；私人银行家捍卫了对合伙人无限责任的承认）、第D部分第I章（百达银行（Pictet & Cie）1805年创立于日内瓦）以及第E部分第II章（创立于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日内瓦银行）。 ↩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K部分第III章，“Attention”专栏：2035年具有竞争力的中心，将是合规可信、监管可预期且合乎比例、能力有目共睹的中心；迪拜和新加坡在洗钱案件损害其声誉时认识到了这一点。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