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国家中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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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法治观与“厚”的法治观

法学理论区分“薄”的法治观与“厚”的法治观。“薄”的法治观要求国家通过普遍、公开、面向未来且稳定的法律行事，由独立的法院适用法律，官员本身亦受法律约束。“厚”的法治观则增加了实质性要求，例如民主、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新闻自由。新加坡在很高程度上满足“薄”的法治观。至于它与“厚”的法治观的关系，则存在争议。

新加坡本国的法学家公开探讨过这一区分。前首席大法官陈锡强（Chan Sek Keong）认为，法院是在国会所创设的宪法框架之内实现法治的。¹Jothie Rajah等批评者则把新加坡模式描述为一种“威权法治”：在这种模式下，法律既约束国家权力，也为国家权力提供正当性。²对金融中心而言，这场争论具有现实意义。投资者必须判断，在一个并不完全符合“厚”的法治观的体制中，“薄”的法治观所衡量的那些品质能否保持稳定。

司法审查与行政裁量权的边界

新加坡法院一直坚持其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权力。这一主张的历史颇具启发意义。在1988年12月8日判决的Chng Suan Tze v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一案中，上诉庭裁定，总统和部长根据《内部安全法》拘留他人的裁量权须受客观标准检验，因此可由法院审查。法院宣布，主观的或不受约束的裁量权这一概念与法治相悖。国会在数周之内作出回应。自1989年1月27日起生效的《宪法》新第149(3)条，以及自1989年1月30日起生效的《内部安全法》修正案，恢复了此前的状况，将对拘留的司法审查限于程序问题。³

这段插曲展示了该体制的两面。法院以任何普通法法院都会认同的措辞阐明了合法性原则。随后，由执政党控制的立法机关在内部安全领域限制了这一原则的适用。在该领域之外，这一原则得以保留。上诉庭此后的判决曾依据这一原则，审查法定拘留权和行政权的行使。对商业主体而言，重要的是：在与其相关的领域，例如执照发放、税务和政府采购，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依然可用，即便这种审查很少针对金融监管机构。

诽谤、藐视法庭与网络假信息

新加坡模式的局限在规范公共言论的法律中最为明显。政治领导人曾对反对党政治人物和批评者提起诽谤诉讼。观察人士认为，此类诉讼之频繁是执政党保持主导地位的因素之一。⁴《2016年司法行政（保护）法》将藐视法庭的法律编纂成文，其中包括诋毁司法罪。⁵《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于2019年5月8日以72票对9票获得通过，自2019年10月2日起生效。该法允许部长指示更正或删除其认为虚假的网络言论。受影响者须首先请求部长更改或撤销指示，然后才可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⁶

这些法律并不涉及商业合同的执行。但它们塑造了新闻界、学术界和公民社会讨论国家的环境，其中也包括讨论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为。金融中心既依赖法院，也依赖信息。围绕银行丑闻、监管失误和与国家有关联的公司展开的公共讨论，其质量是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渠道之一。在新加坡，这一功能比在日内瓦或伦敦更为有限。官方对2023年洗钱案的回应，主要是通过政府声明、国会答复和法院诉讼程序作出的。

主导政党为何服从法律

核心的疑问依然存在。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起执政。在2025年5月3日的大选中，它以65.57%的得票率赢得97个民选议席中的87席。⁷拥有如此多数的政府，仅凭本党票数即可修改《宪法》的大部分条文。然而，它却保留了一个独立裁决商业和行政案件的司法机构，以及一个曾起诉本党部长的反贪机构。

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的经济战略。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小国依赖外国资本、外国企业和外国人才。这些主体需要可预期的法律和廉洁的官员，一旦得不到，就可能离开。开国一代领导人明确得出了这一结论，并将国家的正当性建立在政绩之上，而廉洁政府和可靠的法律正是政绩的组成部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将反腐描述为生存的条件。⁸参照私营部门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确定薪金的政策，政府将其论证为防范腐败的手段，这一政策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新加坡的部长属于世界上薪酬最高的政治人物之列。⁹

第二个原因在于一个着眼长远的主导政党的自身利益。执政党内部的腐败会威胁其选民基础，也会动摇它比任何其他选择都更善于治国的主张。起诉部长在短期内虽然痛苦，却保护了该党最核心的资产，即其廉洁的声誉。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为何法院可以自由裁决商业案件。法院的公信力服务于国家战略，而在敏感领域对司法审查的限制则通过立法公开划定，国会须为此负责。

这一模式有其脆弱之处。它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持续承诺，因为对这一领导层的正式约束弱于实行直接民主表决的联邦制民主国家。迄今为止，投资者没有理由怀疑这一承诺，因为从李光耀到吴作栋、李显龙和黄循财的权力交接都延续了这一承诺。第K部分第VI章探讨这一模式在2035年之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

压力下的廉洁

2023年以来，该体制同时在多个方面经受了考验。一名部长被起诉，涉及约30亿新元资产的洗钱案，以及MAS于2025年7月对九家金融机构处以的罚款，都暴露了弱点。¹⁰但它们也表明，各机构通过调查、起诉和法院作出了回应。洗钱案的十名被告全部被定罪，并交出约9.44亿新元的资产。¹¹第E部分第VI章探讨该案、其对银行的影响以及2025年7月的罚款。

并非每一宗案件的处理结果都令观察人士满意。吉宝（Keppel）案源于一家新加坡国联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在巴西行贿。CPIB于2023年以证据不足为由结束调查，并向六名前雇员发出警告，而未提起诉讼。¹²由于该集团已在境外诉讼程序中承认行贿，这一决定在国会和媒体中受到批评。第H部分第V章结合暂缓起诉协议以及新加坡的企业刑事责任讨论该案。就本文的论证而言，该案标志着反贪制度的外部边界。其优势在于打击国内腐败，而新加坡公司通过外国中间人实施的境外行贿则较难在国内起诉。

注释

1. Chan Sek Keong，“The Cour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Singapore”，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12]，第209–231页。↩
2. Jothie Rajah，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年。↩
3. Wikipedia，“Chng Suan Tze v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2026年11月访问）：[1988] SGCA 16，[1988] 2 SLR(R) 525，1988年12月8日判决；法院适用客观标准，并指出“the notion of a subjective or unfettered discretion is contrary to the rule of law”。Wikipedia，“Chng Suan Tze v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2026年11月访问）：国会于1989年1月通过修正案推翻该判决；《宪法》新第149(3)条于1989年1月27日生效，《内部安全法》修正案于1989年1月30日生效，使司法审查回到1971年Lee Mau Seng案的立场。↩
4. Wikipedia，“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defamation lawsuits against high-profile political opponents”被视为人民行动党保持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
5.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Act 2016（Act 19 of 2016），2016年8月15日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生效；将藐视法庭的法律编纂成文，包括诋毁法庭罪。↩
6. Wikipedia，“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2019”（2026年11月访问）：法案于2019年5月8日以72票对9票获得通过；自2019年10月2日起生效；“Government ministers will issue instructions to correct falsehoods through an appointed Competent Authority”；更改或撤销指示的申请须首先向部长提出，申请“must be made within 14 days to the High Court”。↩
7. Wikipedia，“2025 Singaporean general election”（2026年11月访问）：大选于2025年5月3日举行；人民行动党以65.57%的得票率赢得97个议席中的87席；工人党保住其十个议席。Wikipedia，“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新加坡“governed by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since 1959”。↩
8. 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Singapore，Times Editions，2000年，“Keeping the Government Clean”一章。↩
9. Wikipedia，“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Ministers in Singapore are the highest paid politicians in the world, receiving a 60% salary raise in 2007”；2011年成立了检讨政治人物薪酬的委员会。↩
10. Wikipedia，“2023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case”（2026年11月访问）：资产“worth 3 billion SGD”；新加坡金融管理局“imposes S$27.45 million in penalties on nine financial institutions”，原因是与该案相关的违反反洗钱规定行为（2025年7月）。↩
11. Wikipedia，“2023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case”（2026年11月访问）：十名被告全部被定罪；刑期约13至17个月；十名被定罪者共交出9.44亿新元。↩
12. Wikipedia，“Corrup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在吉宝案中，贪污调查局于2023年以证据不足为由结束调查，六名前雇员受到警告而未被起诉。↩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