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的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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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如何传入

《第二司法宪章》的意义远不止于设立一所法院。宪章指示法院按照英格兰法院的方式执掌司法，由此成为海峡殖民地继受英国法的载体。19世纪的法院认定，宪章已将1826年时的英格兰法引入海峡殖民地，但以适合当地情况为限。¹1826年11月27日由此成为继受普遍适用的英格兰成文法的截止日期：此后在英格兰颁布的成文法，只有经明确延伸适用或通过其他途径继受，才在新加坡适用。

以宪章方式继受法律，是当时英国殖民地的典型做法。它一举为定居者和商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合同法、侵权法和财产法等普通法，衡平法原则，信托法，以及英格兰法院的程序法。商界的领军人物多来自英国，贸易资金也来自伦敦，对这样一个商业群体而言，这是决定性的优势。合同的起草、汇票的签发和债务的执行，都可以依据商人及其委托人所熟悉的法律进行。

限定条件：宗教、风俗与习惯

这种继受附有限定条件。宪章指示法院行使教会管辖权时，须“so far as the several Religion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aid Settlement and Places will admit”（以当地居民的各种宗教、风俗和习惯所容许者为限）。²法院从这一条款及类似规定中发展出一项原则：英国法在新加坡适用时应加以变通，顾及居民的宗教、惯例和风俗，以免对其造成不公或压迫，在家庭法领域尤其如此。³在若干早期案件中，英国法因华人、马来人和印度教的习惯法而有所变通，部分本土惯例由此获得了法律效力。⁴

这一限定条件对亚洲商人群体意义重大。婚姻、继承以及家族信托的效力等问题，均须顾及华人、穆斯林和印度教的习俗来裁决。法院围绕华人家庭及其财产形成了一套在英格兰找不到先例的判例法。英国信托法经过调整，适应华人将财产专供祭祀祖先的做法，并由此成为一个诉讼领域，深刻影响了海峡殖民地华人家族财富的传承。E部分讨论的新加坡现代信托法和财富架构实务，其根源即可追溯至这些案件。

案例研究：祭祖信托与继受的界限

华人将财产专供祭祀祖先的做法，体现了英国法与当地习俗之间的张力。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立遗嘱人常常指示将一所房屋或其他财产永久持有，其收益用于祭祖仪式，财产永不出售。根据英国法，这类信托会引发两个问题：以非慈善目的设立的信托通常无效；而无限期束缚财产的处分则违反了禁止永久持有规则（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1875年，枢密院在Yeap Cheah Neo v Ong Cheng Neo案中作出判决，这一问题由此上达帝国最高审级。枢密院认定，英格兰的禁止永久持有规则适用于海峡殖民地，而根据英国法，祭祖信托并不属于慈善目的。因此，该处分在违反该规则的范围内无效。⁵这一判决显示了照顾当地习俗这一限定条件的界限：法院愿意调整英国家庭法以适应亚洲习俗，但不会搁置英国财产法的基本规则。

此案产生了深远的实际影响。华人家族调整了自己的安排以符合这一规则，采用有期限的架构、公司，以及后来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工具来跨代持有家族财产。一方面希望把财富无限期留在家族之内，另一方面法律坚持对此类安排加以限制，这种张力贯穿新加坡财富架构的历史。《民法法令》后来引入了法定的永久持有期限。E部分讨论的新加坡现代信托法为委托人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与此同时，枢密院在1875年关注的问题——财产的流通和后代的权利——至今仍是分析每一项长期家族架构时必须考虑的内容。

商法：第二次继受

1826年的继受留有一个空白。19世纪，英格兰商法通过有关公司、汇票、货物买卖和保险的成文法迅速发展。这些成文法若在1826年之后颁布，便不适用于海峡殖民地。殖民地立法以第二次继受填补了这一空白：一项民法条例规定，在商法问题上——合伙、法人、银行与银行业务、委托人与代理人、陆路和海路承运人、海上保险以及一般商法——所适用的法律与英格兰同期的法律相同。⁶

第二次继受带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它以持续的方式引入英格兰商法，使英格兰商法的变化自动适用于海峡殖民地，后来也适用于新加坡。殖民地的商法与帝国金融中心伦敦的商法同步演进。新加坡的商人和银行与其伦敦交易对手遵循相同的规则，从而降低了法律风险和交易成本。这一条款在独立后继续有效，使英格兰商法在共和国直接适用，直至1993年。

1993年《英国法适用法》

对英国法无限期的继受造成了不确定性。哪些英格兰成文法在新加坡适用，往往难以判断。此外，持续继受英格兰商法意味着，一个独立国家的法律会随着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决定而改变。1993年《英国法适用法》（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w Act 1993）结束了这种状况。

该法规定，英格兰普通法（包括衡平法的原则和规则），凡在1993年11月12日前夕属于新加坡法律组成部分的，继续作为新加坡法律的一部分。⁷普通法以适合新加坡及其居民的情况为限继续有效，并须根据这些情况作必要的变通。⁸英格兰成文法仅在列入附表一时适用，并须作必要变通。本地法令优先于与之抵触的英格兰成文法。⁹该法废除了《民法法令》第5条，即持续继受商法的载体，但对1993年11月12日之前已开始的诉讼设有过渡条款。¹⁰

该法为殖民时期的继受画上了句号。1993年之后的新加坡法律是一个独立的普通法体系，以英格兰及英联邦判例为有说服力的依据，并发展出自己的判例法。英格兰的司法判决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被视为具有高度说服力。¹¹对国际商业而言，这种组合颇具吸引力：熟悉的普通法框架，适应亚洲商业中心需要的本地判例体系，以及积极参考英格兰、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判例的法院。

注释

1. 主要判例为R v Willans (1858) 3 Ky 16和Yeap Cheah Neo v Ong Cheng Neo (1875) LR 6 PC 381。另参见Kevin Y.L. Tan，“The Second Charter”，Singapore Law Gazette，2026年4月15日中的讨论。 ↩
2. Kevin Y.L. Tan，“The Second Charter of Justice and the First Recorder (Part 1)”，Singapore Law Gazette，2023年3月，引述宪章原文。 ↩
3. Wikipedia，“Sources of Singapore law”（2026年9月访问）：英国法“should be modified in application to Singapore so as not to cause injustice or oppression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并顾及“to their religions, usages and manners”。 ↩
4. Wikipedia，“Sources of Singapore law”（2026年9月访问）：“in certain early cases English law was modified by Chinese, Malay and Hindu customary law, and some native usages or customs acquired the force of law”。 ↩
5. Yeap Cheah Neo v Ong Cheng Neo (1875) LR 6 PC 381。 ↩
6. 该条款源自1878年的Civil Law Ordinance，后来成为Civil Law Act (Cap 43)第5条；所列事项及“corresponding period”（同期）的表述概括自二手文献，尤其是Anglo-American Law Review第17卷第251页关于Civil Law Act第5条的文章。 ↩
7.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w Act 1993，第3(1)条，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2026年9月访问）。 ↩
8.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w Act 1993，第3(2)条，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2026年9月访问）。 ↩
9.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w Act 1993，第4(1)条和第4(3)条，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2026年9月访问）。 ↩
10.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w Act 1993，第6条，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2026年9月访问）。 ↩
11. Wikipedia，“Sources of Singapore law”（2026年9月访问）：英格兰司法判例“continue to exercise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legal system and are regarded as highly persuasive”。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一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