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甘蜜、胡椒与种植者的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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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的种植园经济

转口港并非仅靠过境贸易为生。从最初几年起，岛上就有种植园经济，几乎完全由华人种植者经营，其中大多是潮州人。1819年莱佛士抵达时，他们已经在种植甘蜜。1822年的殖民地记录提到政府山以西有一座华人甘蜜园。¹甘蜜叶经熬煮制成一种提取物，最初用于槟榔嚼块。胡椒与甘蜜间种长势良好，因为熬煮甘蜜后的残渣可作胡椒藤的肥料。

这种作物的兴衰取决于遥远的市场。1827年后，荷兰的限制性关税导致产业崩溃；但到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甘蜜是鞣制皮革和染织品所需鞣酸的良好来源，这一产业随之复兴。此后，来自英国和美洲的需求推动了产业的迅速扩张。²到1849年，甘蜜和胡椒种植面积约达27,000英亩，远超岛上任何其他种植园作物。³

“甘蜜大王”

佘有进（Seah Eu Chin）的经历展示了种植、贸易和社群领导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他于1805年生于广东澄海，1823年来到新加坡，起初当文员，后来成为种植园主、贸易商和商人。⁴到1839年，他的甘蜜园绵延八到十英里，为他赢得了“甘蜜大王”的称号。⁵1830年，他协助创立了义安郡（Ngee Ann Kun），该组织于1845年改为义安公司（Ngee Ann Kongsi），他担任主席直至1883年去世。1867年，他获委任为太平绅士。⁶义安公司作为潮州社群的组织至今仍然存在，并在新加坡开办教育和慈善机构。

预支款、农产品与依附

种植园的资金来自城里。种植者开辟一片新垦地，在首次收获之前很久，就需要为劳工、工具、大米和鸦片筹钱。新加坡的华商以未来收成为抵押预支这些费用，种植者则承诺将收成交付给他们，价格基本上由商人决定。⁷商人随后将甘蜜和胡椒卖给欧洲商号出口。种植业由此成为下文所述信贷链条中的又一环，将英国的制革厂与在内地垦地劳作的苦力连接在一起。

这一制度使种植者依附于债权人，并承受世界价格波动的冲击。它也耗竭了土地。甘蜜大约十五年就会耗尽地力，而熬煮又需要大量柴薪，因此种植者不断迁移，身后留下一片片被砍伐殆尽的土地。到19世纪60年代，随着种植者迁往柔佛，岛上的产量开始下降。到19世纪末，甘蜜已从新加坡消失。⁸在柔佛，天猛公政府通过向华人头领——即港主（kangchu）——授予河流特许权的制度来组织新的定居点，而其融资同样经由新加坡商人。⁹新加坡商界由此将其信贷延伸到英国领土之外的腹地，这一模式预示了该市后来作为周边国家金融中心的角色。

注释

1. “From Gambier to Pepper: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Singapore”，BiblioAsia，第17卷第1期，2021年4–6月：莱佛士抵达时潮州种植者已在种植甘蜜，1822年的一份记录提到“a Chinese gambier plantation west of Government Hill”。 ↩
2. “From Gambier to Pepper: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Singapore”，BiblioAsia，第17卷第1期，2021年4–6月，论1827年后的崩溃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复兴，当时“gambier was discovered to be a good source of tannic acid, used for tanning leather and dyeing textiles”。 ↩
3. “From Gambier to Pepper: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Singapore”，BiblioAsia，第17卷第1期，2021年4–6月：到1849年，甘蜜和胡椒以27,000英亩占据“by far the largest”的种植面积。 ↩
4. Wikipedia，“Seah Eu Chin”（2026年9月访问）：1805年8月30日生于广东澄海；1823年来到新加坡，“first working as a clerk, then becoming a plantation owner and finally becoming a trader and a merchant”。 ↩
5. Wikipedia，“Seah Eu Chin”（2026年9月访问）：到1839年，其种植园绵延八到十英里；人称“King of Gambier”。 ↩
6. Wikipedia，“Seah Eu Chin”（2026年9月访问）：1830年协助创立Ngee Ann Kun，该组织于1845年成为Ngee Ann Kongsi；担任主席直至1883年去世；1867年任太平绅士。 ↩
7. 关于城中华商向甘蜜和胡椒种植者预支款项的制度以及种植者由此形成的依附，参见Carl A. Trocki，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新加坡，NUS Press，第2版，2007年，第4–5章；以及Trocki，Opium and Empire，第2章。 ↩
8. “From Gambier to Pepper: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Singapore”，BiblioAsia，第17卷第1期，2021年4–6月，论约十五年后的地力耗竭、森林砍伐和游耕；“By the 1860s, Singapore’s gambier output had begun to decline as planters moved to Johor”。 ↩
9. 关于柔佛的港主制度及新加坡商人对其提供的融资，参见Wikipedia，“Kangchu system”；以及Trocki，Prince of Pirates，第5章。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一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