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战略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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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检讨小组

这场危机对新加坡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战略层面。吊诡的是，对金融业政策的检讨在危机波及新加坡之前就已经开始。1997年年中，政府成立了金融业检讨小组（Financial Sector Review Group），检讨其监管和发展金融业的方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年报的概述部分则把该小组的成立时间定为1997年8月。其目标是把新加坡打造成亚洲乃至全球的顶级金融中心。MAS委托多个私人部门委员会研究自由化的具体方面，并聘请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对该行业进行战略检讨。¹

危机使这次检讨变得紧迫。接替胡赐道（Richard Hu）出任MAS主席的李显龙，在其首份主席报告中阐述了其中的逻辑。监管壁垒的降低、信息科技的进步以及一波又一波的并购正在改变全球金融业，金融活动因而向数量更少的中心集中。² 一个原地踏步的中心，会把业务输给那些积极求变的中心。区域危机使新加坡所服务的市场萎缩，也使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更加迫切。

从规则管制到监督

新方针包含三个要素。第一，MAS把重心从规则管制转向监督。它让管理更完善的机构有更大自由去承担其可以接受的风险，把精力集中于把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并对薄弱机构施加限制。第二，它让投资者自行判断商业风险，同时提高信息披露标准，使他们能够在知情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第三，它积极推广金融业，愿景是把新加坡发展成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银行检查将着重于风险管理程序和内部控制，从而可以进行更频繁、更有针对性的检查。³

机构改革迅速跟进。1998年2月，政府接受了金融与银行业小组委员会55项建议中的大部分。1998年6月29日，议会通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修正案，将董事会人数上限从七名增至十名，并把推广金融业列为MAS的主要目标之一。MAS成立了专门的金融业推广署，并重组其监管部门。⁴ 这一方向转变非同寻常：在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区域危机之中，新加坡选择放宽对金融业的管制，并更积极地参与竞争。

开放市场

随后的自由化是第D部分第IV章的主题，此处只需简要概述。1999年5月17日，MAS宣布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商业银行业自由化计划，为外国机构设立了“特准全面银行”（Qualifying Full Banks）这一新类别，并取消了外资持有本地银行股份40%的上限。政府还计划让证券交易所与SIMEX实行非互助化并合并，第D部分第II章对此有所介绍。1999年的主席报告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三管齐下：充满活力的资产管理业、有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以及强大而有竞争力的银行业。⁵

政府总结的教训

政府在危机仍在进行时就阐述了自己对危机的解读。李显龙在1998年9月的东京演讲中，把应对方针归纳为几项原则。一个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无法靠扩大开支走出衰退，而必须提高国际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必须通过降低成本来实现，因为刻意让货币贬值会损害信心。灵活的工资制度使企业能够在经济低迷时期留住员工。即使身处危机之中，也必须继续进行结构调整，为未来做好准备。教育和再培训必须让劳动力为未来的产业做好准备，并特别关注年长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因为他们失业的风险最大。最后，在金融业方面，国家必须保持高标准的廉正和稳健的财务管理，同时让私人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⁶

这些原则既是对危机的应对，也同样描述了此后十年的政策。贯穿其中的是一个信念：新加坡不能躲在管制或补贴之后，而必须让自己对世界经济更有用处。金融业成为践行这一信念的主要领域之一。

资产管理与GIC的角色

资产管理业受到特别重视。1998年9月，李显龙宣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将在三年内把250亿新元委托给私人基金经理管理。投资顾问的执照门槛有所降低。在新加坡管理资产超过50亿新元的基金经理，其管理费收入可获全额免税。政府还于1998年7月发行了15亿新元的十年期政府债券，作为国内债券市场的基准。⁷ 这些措施为21世纪头十年的财富管理战略奠定了基础，第D部分第V章将对此进行探讨。

新加坡元与国际化的限度

危机也促使当局审慎地检讨新加坡元非国际化政策。1998年2月，政府确认了这项政策的基本理由，但宣布将检讨若干具体限制，主要是为了发展资本市场。到1999年，MAS已调整政策，允许超国家机构和信誉良好的企业在新加坡发行新加坡元债券。⁸ 新加坡由此保留了在危机期间行之有效的防范货币投机的核心保护机制，只放宽那些妨碍本地市场发展的限制，并在随后几年进一步调整了这一平衡。

注释

1. MAS，Annual Report 1997/98，第29页（“A Financial Sector Review Group (FSRG) was formed in August 1997”）及第64页（成立于“in the middle of 1997”，目标是“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premier financial centre in Asia, and globally”）；MAS，Annual Report 1997/98，Chairman's Statement，第9页。 ↩
2. MAS，Annual Report 1997/98，Chairman's Statement，第9–11页，包括对“my predecessor, Dr Richard Hu”的致谢。 ↩
3. MAS，Annual Report 1997/98，Chairman's Statement，第10页；MAS，Annual Report 1997/98，第29–30页。 ↩
4. MAS，Annual Report 1997/98，大事记，第21页（1998年2月18日）及第69页（“MAS accepted nearly all of the 55 proposals”）；MAS，Annual Report 1997/98，大事记，第22页（1998年6月29日：“increasing the maximum size of the MAS Board from 7 to 10”）；MAS，Annual Report 1997/98，Chairman's Statement，第10–11页。 ↩
5. MAS，Annual Report 1998/99，“Liberalising Commercial Banking and Upgrading Local Banks”一节：该计划于1999年5月17日推出；特准全面银行；取消40%的外资持股上限；MAS，Annual Report 1998/99，Chairman's Statement，第9页。 ↩
6. Lee Hsien Loong，1998年9月30日演讲，第10–25段，尤其是第12段（不能“by stimulating domestic spending”实现复苏）、第13段、第16–19段、第21段、第23–24段及第25段（“we must maintain the high standards of integrity and sound financial management”；“allowing the private sector to play a larger role”）。 ↩
7. Lee Hsien Loong，1998年9月30日演讲，第28–29段及脚注1：在新加坡管理资产超过50亿新元的基金经理，其管理费收入可获全额免税；GIC将在三年内把250亿新元委托给私人基金经理；投资顾问执照的最低股东资金要求由5亿新元降至1亿新元；Lee Hsien Loong，1998年9月30日演讲，第30段。 ↩
8. MAS，1998年2月19日关于国际化问题的国会答复：政府正在“reviewing some of the specific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the Singapore Dollar”；MAS，Annual Report 1998/99，Chairman's Statement，第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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