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对英语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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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官方语言与一种国语

新加坡的语言法律框架分三步成形。1955年，立法议院赋予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官方地位。1959年实现内部自治后，马来语被接受为国语，这与同马来亚合并的计划相一致。1965年分家后，这四种语言的官方地位得到确认。¹第C部分第II章介绍了那些年的政治事件。

宪法第153A条载明了这一结果。根据第一款，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为新加坡的4种官方语言”。根据第二款，国语“为马来语，并以罗马字母书写”。一项但书补充规定，不得禁止或阻止任何人使用、教授或学习任何其他语言。该但书还保留了政府维持其他社群语言之使用和学习的权利。²第152(2)条进一步规定，政府有义务保护和促进新加坡原住民马来人的利益，包括其语言。³

因此，宪法并未在四种官方语言中赋予英语任何特殊地位。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地位，建立在实践、教育制度以及少数适用于特定机构的规则之上。在这方面，新加坡不同于香港：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除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作为正式语文。本章末尾将再谈这一比较。

为何选择英语

自1959年起执政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本身大多受英文教育。李光耀成长于一个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家庭。直到1955年他32岁时，他才开始学习华语，起因是当年竞选中一名对手利用了他不会用华语交谈这一点。⁵尽管如此，他们选择英语是一项出于多重理由的政治决定，政府在随后数十年间曾多次阐明这些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中立。一种属于某一社群的语言，会使该社群在教育、就业和公共生活中占得先机。华语会偏向华族多数，并令马来族和印度族少数群体以及邻国感到不安。国语马来语在新加坡国内是少数群体的语言。英语不属于三大社群中的任何一个，因此至少在原则上使它们处于平等地位。第二个理由是经济。英语是经济发展局着力吸引其投资的英国、美国和欧洲公司所使用的语言，第C部分第III章对此有所说明。它也是科学、技术和国际贸易的语言。第三个理由是与世界接轨。一个没有腹地的小国，需要一种能把它与本区域以外的市场、机构和知识连接起来的语言。⁶

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都适用于金融中心。外国银行可以聘用能以其总部语言读写和交谈的本地员工。第C部分第IV章探讨的1968年设立的亚洲美元市场，可以使用与伦敦欧洲美元市场相同的文件以英语运作。第C部分第V章探讨的1971年成立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可以招聘无须翻译即可阅读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官员。

从四种源流到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

对英语的选择通过学校落实，历时二十多年。1966年，政府将双语制定为教育原则：每个学生都学习英语和第二语文，对大多数学生而言，第二语文是其所属社群的官方语言。⁷家长仍可自由为子女选择学校的语文源流。由于他们看得清工作机会在哪里，选择英语的家长越来越多。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就读英语源流学校的学生比例从约50%升至约90%，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则学生流失，其中若干所关闭。⁸

这项政策的代价，政府自己也有记录。1978年由吴庆瑞主持的一项检讨发现，双语政策“并非普遍有效”。不到40%的学生在两种语言上达到最低能力水平，而在武装部队新兵中，只有11%具备足够的英语能力。⁹许多孩子来自家中既不讲英语也不讲华语的家庭。他们是在用两种对他们而言都是外语的语言接受教育。吴庆瑞报告书促成了按能力分流以及更系统的语言教学。李光耀于1979年9月7日发起的讲华语运动（第J部分第II章对此有所探讨）则着眼于问题的另一半。¹⁰

南洋大学的命运标志着华文高等教育的终结。20世纪70年代，李光耀促使该大学在五年内改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1980年4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的合并获得确认，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80年8月成立。¹¹对许多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来说，南大（该大学的通称）的关闭至今仍是一段痛苦的记忆。它表明，选择英语是要付出文化代价的。

这一进程于1987年完成，当年英语被正式定为教育体系的第一语文。剩余的民族语文学校被并入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除母语科目外，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¹²此后，每一个在新加坡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接受英语教育。20世纪80年代入读小学的那一代人，如今在金融中心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监管机构中担任许多高级职位。

国会和法院中的英语

有两个机构显示了四种官方语言在宪法上的平等如何与英语在实践中的首要地位并存。第一个是国会。宪法第53条规定：“在立法机关另有规定之前，国会的所有辩论和讨论均应以马来语、英语、华语或淡米尔语进行。”¹³议事常规重申了这一规则。议员可以使用四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发言，也可以在同一篇演讲中混合使用。¹⁴因此，议员可以用母语向国会发言。关于双语政策或马来族事务的辩论，往往包括以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发表的演讲。

尽管如此，国会的运作机制仍以英语为基础。在同声传译设施不足的情况下，议长可要求希望以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发言的议员，向传译员提供其讲稿的英文译本。¹⁵向国会提交的请愿书必须以英文书写。¹⁶法案以英语起草、辩论和通过，因此在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上公布的法规只有英文版本。¹⁷因此，想了解法律的投资者只需阅读一份具有权威性的文本，而无须像查阅瑞士联邦法律那样比对不同语言版本。

第二个机构是司法机构。法院对这一立场表述得十分明确：“新加坡的所有法庭诉讼均以英语进行。”不熟悉英语的当事人可以使用法院的内部传译员。最高法院提供华语、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马来语、爪哇语、波雅尼语和淡米尔语的传译服务，国家法院另外还提供马拉雅拉姆语和乌尔都语的传译。¹⁸其他语言的文件须以英文译本呈交法院。判决以英语撰写和公布，这使整个普通法世界的律师都能直接查阅新加坡判例法。

注释

1. Wikipedia，“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1955年立法议院赋予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官方地位（引用Newman，1986）；1959年自治后马来语被接受为国语；1965年随Singapore Independence Act宣布四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引用Ng，2017）。↩
2.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第153A(1)和(2)条，文本据constituteproject.org所载（Singapore 1963，rev. 2016），2026年11月访问。↩
3.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第152(2)条，文本据constituteproject.org所载（2026年11月访问）。↩
4. 关于国歌Majulah Singapura以及新加坡武装部队步操口令使用马来语，参见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Singapore Infopedia，“National anthem”。↩
5. Wikipedia，“Lee Kuan Yew”（2026年11月访问）：“the family spoke English as its first language”；“Lee first started learning Mandarin in 1955, at the age of 32”（引用他在2009年3月17日讲华语运动30周年启动仪式上的讲话）；在1955年的竞选中，民主党挑战者Lam Thian“capitalised on Lee’s inability to converse in Chinese”。↩
6. 关于选择英语的理由，参见Lee Kuan Yew，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新加坡，Straits Times Press，2012年，以及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新加坡，Times Editions，2000年，关于语言的一章。↩
7. Wikipedia，“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The bilingual policy was first adopted in 1966.”该文还以1960年作为学校较早引入双语制的时间，这一出入反映了该政策是逐步推行的。↩
8. Wikipedia，“Language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主要就读英语源流学校的学生比例从50%升至90%；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源流学校的入学人数下降，部分学校关闭。↩
9. Wikipedia，“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引用Goh Keng Swee等，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新加坡，1979年：双语政策“not universally effective”；在学学生中不到40%在两种语言上具备最低能力；武装部队新兵中只有11%具备足够的英语能力。↩
10. Wikipedia，“Speak Mandarin Campaign”（2026年11月访问）：该运动“launched on 7 September 1979 by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11. Wikipedia，“Nanyang University”（2026年11月访问）：李光耀“prompted the university to adopt the English language within five years”；“in April 1980, the merger was confirmed”；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ct于1980年8月生效。Wikipedia，“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正文记为1980年8月6日，信息框则记为1980年8月8日。↩
12. Wikipedia，“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英语于1987年被“officially designated the first language within the local education system”；Wikipedia，“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When vernacular schools were closed in 198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mplemented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引用Mohamed，2005）。↩
13.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第53条，引自Standing Orders of the Parliament of Singapore（纳入截至2017年5月8日修订的重印本）注释12，parliament.gov.sg，2026年11月访问。↩
14. Standing Orders of the Parliament of Singapore，SO 47（“A Member may speak in English, Malay, Mandarin or Tamil as permitted by law”）和SO 48(7)（“A Member may use any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in his speech”）。↩
15. Standing Orders of the Parliament of Singapore，SO 49(1)(a)和(b)。↩
16. Standing Orders of the Parliament of Singapore，SO 18(5)(g)：“Every Petition shall be writte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17. 关于新加坡立法以英语起草和公布，参见总检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的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sso.agc.gov.sg），所有法令和附属立法均以英文公布；尚未发现规定英语为立法语言的法律条文。↩
18. Singapore Courts，“Interpretation services”，judiciary.gov.sg（2026年11月访问）：“All court proceedings in Singapore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最高法院和家事司法法院提供中文（华语、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马来语、爪哇语和波雅尼语以及淡米尔语的内部传译，国家法院另外提供马拉雅拉姆语和乌尔都语。↩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