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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群机构的华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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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社群领袖的创办人

华人银行的董事同时也是社群的领袖。林秉祥(Lim Peng Siang)于1913年至1916年间(1914年除外)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并于1921年至1941年间担任华人参事局成员。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的Tan Cheng Siong是太平绅士,也是中华总商会和华人参事局的成员。福建商人在吾庐俱乐部(Goh Loo Club)和怡和轩俱乐部(Ee Hoe Hean Club)等会所聚会,交流中国的消息并洽谈生意。陈振传(Tan Chin Tuan)正是在那里结识了后来雇用他的银行家。1

这种身份重叠为银行带来了存款。它也造成了利益冲突,而1913年和1931年的银行危机暴露了这些冲突。身为社群领袖的董事要求贷款时,很难被拒绝。出于个人信任而存款的储户,也很少过问银行如何经营。1914年的殖民地条例通过限制向董事发放无担保贷款,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整个社群的储蓄都系于少数显赫家族的命运。这个问题直到银行发展到超出创办人圈子之后才得到解决。

培养使用银行的习惯

华人银行把银行服务带给了欧洲银行未能触及的人群。Huff认为,它们开拓了一个欧洲银行无法服务的市场,即华人储户、商人和企业家,并在更广泛的社群中培养了使用银行的习惯。它们还向更多类型的企业放贷,其中包括制造业。欧洲银行则基本忽视了制造业,偏重贸易融资和优质抵押贷款。2在这方面,华人银行发挥了一种发展性功能,其作用超出了服务本方言群体的范围。

它们还承担了受托职能。从1919年5月起,和丰银行(Ho Hong Bank)开始担任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3对华人家庭而言,由一家董事在社群中广为人知的银行来管理遗产,是一条折中之路:家族成员担任遗嘱执行人可能有所偏袒,而英国信托公司又未必理解华人的家族习俗。第A部分第III章介绍了华人祖尝信托所面临的法律难题。第E部分则展示了现代金融中心的信托业务如何从这样的起点发展而来。

教育与慈善

华人银行的领袖大规模资助学校和慈善事业。陈嘉庚(Tan Kah Kee)于1919年在新加坡创办华侨中学(The Chinese High School),并于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李光前(Lee Kong Chian)于1934年至1957年间担任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并于1952年成立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自1960年起在马来亚、自1965年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4慈善事业巩固了银行赖以生存的声望。一位资助社群学校的银行家,正是社群成员愿意托付储蓄的银行家。

这一模式至今仍影响着新加坡的银行与创办或控制它们的富裕家族之间的关系。创办银行的家族也设立了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至今仍持有可观的股份,并资助教育、文化和科研。第E部分第III章探讨家族办公室以及当今持有此类财富的慈善架构。

从社群银行到国家领军银行

方言帮银行作为一种类型并未延续下来。其客户超出了方言社群的范围,其管理者采用了西方银行的经营方法,而国家最终也像对待其他银行一样对其进行监管。1932年合并后诞生的机构,如今是东南亚最大的银行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侨银行公布的总资产为6756.9亿新元,净利润为74.2亿新元。5这一规模是后来发展的结果,第C、D和E部分将对此加以探讨。然而,其根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奠定的:一家由新加坡华人资本拥有、面向区域发展的银行,由在社群中享有声望、能让存款人放心的人士领导。

常见误解

华侨银行有时被描述为一家创立于1932年的银行。实际上,1932年成立的这家公司是三家福建帮银行通过拯救性合并而产生的。这三家银行分别创立于1912年、1917年和1919年,其中两家在1931年的损失之后陷入了严重困境。将方言帮银行描述为封闭的俱乐部同样具有误导性。它们的资本和领导层来自同一方言群体,但它们吸收来自更广泛华人公众的存款,广益银行(Kwong Yik)的存款甚至还来自马来人和齐智人(Chettiar)客户。它们既向商人也向制造商放贷,并在远至伦敦和纽约的地方设立了代理机构。

注释

  1. Wikipedia, “Lim Peng Siang”(2026年11月访问):1913年至1916年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1914年除外,当年任副会长;1921年至1941年间任华人参事局成员;曾多次婉拒立法议会席位;ISEAS, “Biographical Notes: Tan Chin Tuan (1908–2005)”, 2023, 第1页:Tan Cheng Siong曾任太平绅士,并为中华总商会和华人参事局成员;ISEAS, “Biographical Notes: Tan Chin Tuan (1908–2005)”, 2023, 第1页:吾庐俱乐部和怡和轩俱乐部是福建商人聚会、交流中国消息和探讨商机的场所;陈振传在那里结识了陈延谦(Tan Ean Kiam)以及华商银行的董事经理,后者后来雇用了他。 ↩
  2. W. G. Huff, “Currency Boards and Chinese Banking Development”, 2003, 第4页和第8页:华人银行“tapped a market of Chinese savers, businessmen and entrepreneurs that European banks did not reach”,并在马来亚“encouraged the ‘banking habit’ and attracted additional finance”;W. G. Huff, “Currency Boards and Chinese Banking Development”, 2003, 第7–9页:欧洲银行的主要兴趣仍在于对外贸易融资,以及部分以优质物业为抵押的贷款;华人银行“financed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
  3. Wikipedia, “Ho Hong Bank”(2026年11月访问):从1919年5月起,该行开始担任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 ↩
  4. Wikipedia, “Tan Kah Kee”(2026年11月访问):1919年创办华侨中学(The Chinese High School,今华侨中学(Hwa Chong Institution)),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Wikipedia, “Lee Kong Chian”(2026年11月访问):1934年至1957年间任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1952年在新加坡成立李氏基金,1960年设立马来亚分支,1965年在香港设立Lee Foundation Limited。 ↩
  5. OCBC, Annual Report 2025,“Financial highlights”(ocbc.com,2026年11月访问):总资产6756.9亿元;净利润74.2亿元。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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