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的双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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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种语言源流到共同的学校

独立之前，新加坡有四套学校体系，各以不同的媒介语教学。华文学校由宗乡会馆和商人创办并出资，在19世纪的方言学校让位于中国的国语运动之后，自20世纪20年代起以华语教学。¹到1949年，在10万余名学龄儿童中，约70%就读于319所华文学校之一，这些学校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任何资助。²英文学校由政府和教会开办，培养学生进入公务员系统和商行工作。马来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则构成了这一格局的其余部分。

华人社群以一所大学为其教育体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南洋大学由橡胶商人陈六使捐资500万元，建于福建会馆在裕廊捐赠的500英亩土地上，于1956年3月30日开课。³对受华文教育者而言，它证明了自己的语言足以承载完整的教育。而对殖民当局以及后来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而言，在一个未来属于多元种族国家的城市里，它也是华人政治情绪的一个中心。

1959年的自治邦保留了资助所有四种媒介语学校的政策。⁴平等对待各源流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关闭华文学校的尝试都会激怒占选民多数的这个社群。但这也使年轻的国家面对一个无法用同一种语言彼此交流的人口。双语政策正是对这一难题的回应。它暂时保留了每一个源流，同时要求每名学生学习第二语言。

1966年的必修第二语言

双语政策于1966年生效。在各语言源流的所有政府学校和政府辅助学校中，学习第二语言成为必修，因此华文学校的学生学习英语，英文学校的学生则学习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⁵第二语言于1966年成为小学离校考试的考试科目，并于1969年成为剑桥学校文凭考试的考试科目。⁶1972年，英语和母语在PSLE中均获双倍计分，之后于1980年确定英语、母语、数学和科学各占25%的比重。⁷

这一政策的理由，其制定者公开作过阐述。英语将成为各族群之间共同而中立的语言，也是科学、技术和国际贸易的语言。母语则将保存文化价值，让每个族群保有自己的根。英语用于工作、母语用于身份认同，这种功能分工此后一直是官方的基本立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从未将英语定为任何族群的“母语”，尽管英语如今是大多数家庭使用的语言。

家长们从这一立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1977年2月23日，李光耀在国会发表讲话时指出，1957年至1967年间，约30%至40%的华人家长让子女就读华文学校。全国小一新生中进入华文源流学校的比例，从1967年的33%降至1977年的13.75%。⁸家长选择英语，是因为英语意味着在跨国公司就业的机会，而这些公司正是由经济发展局引入新加坡的（见第C部分第III章）。在政府正式关闭华文源流之前，语言市场就已决定了它的命运。

《吴庆瑞报告书》与华文源流的终结

决定性的检讨来自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该报告由副总理吴庆瑞领导的小组于1979年2月10日发表。《吴庆瑞报告书》发现辍学率高，两种语言的成绩都不理想。报告推出了新教育体系，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为解决辍学问题，同年还推行了分流制度，成绩最弱的学生被编入单语源流。⁹

到1983年，报读华文源流小一班的学生已不到同届学生的1%。华文源流的最后一批学生于1986年毕业。新加坡华文教育史学者Neo Peng Fu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事件：“华文教育”变成了“华文教学”。1987年，英语被正式定为整个学校体系的第一语言。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源流此前已经消失。淡米尔文媒介教育于1982年结束。到1986年，马来文媒介中学教育只剩下一个28名学生的班级。¹⁰

大学随学校之后发生变化。南洋大学曾被迫以英语教学，学生不断流向以英语教学的新加坡大学。1980年4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事获得确认，此后南洋大学于1980年8月16日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¹¹对许多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而言，南大的关闭至今仍是一道伤痕。对金融中心而言，这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每一名毕业生都接受英语教育，使这支劳动力能够立即为国际银行所用。

母语、高级母语与特选学校

政府以旨在保留双语精英的机构来弥补华文源流的消失。1979年，教育部将九所华文中学定为特别辅助计划学校。这些学校将让最优秀的小学毕业生有机会在高水平上同时学习英语和华语，同时让华人社群放心：政府并非对其语言和文化漠不关心。¹²其中两所学校，即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于2004年试行直通车计划，其他特别辅助计划学校在随后几年陆续跟进。¹³

高级华文于1999年推出，同年特别辅助计划学校的招生范围也从PSLE同届考生的前10%扩大至前30%。选考高级母语试卷的学生比例日益增加。2003年至2012年间，PSLE考生中报考高级华文的比例从21.6%升至27.4%，普通水准考生中的比例则从18.2%升至30.1%。¹⁴高级马来文和高级淡米尔文的相应比例较低，但也在上升。在普通水准考试中通过高级母语，即可满足本地大学入学的母语要求，这使该语言与家庭的教育抱负始终息息相关。

母语仍是PSLE和中学全国考试中的必修考试科目。所有学生按其族群类别学习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不过，家中不讲淡米尔语的印度族学生可以选择其他语言。¹⁵按族群指定母语，是这一体系最独特的特征。这意味着，一个父母在家讲福建话或英语的华族孩子，要以华语作为母语来学习。这个词所表达的，是关于一个族群应当共享哪种语言的政治选择。

一个被承认的局限

政府对这一政策的局限一直坦诚相告。2004年，政府承认，英语和母语同等精通的最初目标并未实现。李光耀说得更进一步。2009年，他表示早期政策曾假定智力与语言学习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010年6月，他又补充说：“华语很重要，但在新加坡它仍是第二语言。”¹⁶他晚年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收录于2011年出版的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¹⁷

同年设立了李光耀双语基金，以支持教育部推广英语和母语的学习，尤其是在早期阶段。¹⁸这一基金标志着重点的转移。在学校体系以人人均衡双语为目标的数十年之后，政策如今接受了英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转而专注于从学前阶段开始，使第二语言变得有趣而实用。对雇主而言，这意味着新加坡年轻毕业生的华语水平从接近母语到基本够用不等，取决于家庭、学校以及毕业后对这门语言的使用。

注释

1. Wikipedia，“Singaporean Mandarin”（2026年11月访问）：最早的华语媒介班级约始于1898年；到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所有华文学校均已采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2.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Culturepaedia，“A common mother tongue: The impac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1949年，在10万余名学龄儿童中，约70%就读于319所由民间组织开办、未获殖民地资助的华文学校。据称，Culturepaedia另一篇关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华文教育的文章给出的数字是319所学校中有71,000名华裔学龄儿童。↩
3. Wikipedia，“Nanyang University”（2026年11月访问）：陈六使于1953年倡议创办该大学并捐资500万元；新加坡福建会馆在裕廊捐赠了500英亩土地；1956年3月30日开课。↩
4.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2026年11月访问）：1959年自治后，人民行动党政府保留了劳工阵线制定的对各族语言学校的资助政策。↩
5.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双语教育政策于1966年正式推行。↩
6. 第二语言自1966年起成为PSLE的必修考试科目，自1969年起成为剑桥学校文凭考试的必修考试科目。↩
7.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1972年两种语言在PSLE中均获双倍计分；自1980年起，英语、母语、数学和科学各占25%的比重。↩
8.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同上，引用李光耀1977年2月23日的国会讲话：华文源流学校的小一新生人数1967年占全国同届学生的33%，1977年为13.75%。↩
9.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同上：由吴庆瑞领导、于1979年2月10日发表的《吴庆瑞报告书》推出了新教育体系，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1979年推行分流制度以解决辍学率高的问题，成绩最弱的学生被编入单语源流。↩
10. Culturepaedia，“From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to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960s to 1980s)”，同上：据华文检讨委员会（1992年），1983年不到1%；“The final batch of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language-stream schools in 1986”；“‘Chinese education’ thus evolved into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Wikipedia，“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英语于“officially designated the first language within the local education system in 1987”；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淡米尔文媒介教育随着Umar Pulavar Tamil High School的关闭于1982年结束；到1986年，马来文媒介中学教育只剩下一个28名学生的班级。↩
11. Wikipedia，“Nanyang University”（2026年11月访问）：合并于1980年4月获得确认；最后一次毕业典礼于1980年8月16日举行，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ct于当月生效。↩
12. Wikipedia，“Special Assistance Plan”（2026年11月访问）：1979年推行；九所华文中学获指定；旨在让最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在高水平上学习英语和华语，并保留传统的华文学校。↩
13. Wikipedia，“Special Assistance Plan”（2026年11月访问）：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于2004年与华侨初级学院一起试行直通车计划；立化中学于2006年、德明政府中学于2008年跟进。↩
14.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高级华文于1999年推出；SAP学校的招生范围从PSLE同届考生的前10%扩大至30%；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高级母语报考情况表：高级华文21.6%（2003年PSLE），27.4%（2012年PSLE），18.2%（2003年普通水准），30.1%（2012年普通水准）。↩
15. Wikipedia，“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母语是PSLE以及GCE N、O和A水准考试的必修考试科目；非淡米尔族的印度族学生可选择淡米尔语或其他语言，例如印地语或旁遮普语。↩
16.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2004年，政府承认其英语和母语同等精通的最初目标未能实现；Wikipedia，“Speak Mandarin Campaign”（2026年11月访问）：2009年，李光耀表示华语教学走了“wrong way”；2010年6月，他说“Mandarin is important but it remains a second language in Singapore”；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an assumption of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language learning”。↩
17. Culturepaedia，“Chinese dialects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引用Lee Kuan Yew，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2011年），第146页。↩
18. Wikipedia，“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李光耀双语基金于2011年设立，以协助教育部。↩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