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政策与作为商业资产的华语
1979年9月7日晚，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大会堂启动了一项运动，开场一句话便以家庭预算的方式提出了一个语言政策问题。他说：“新加坡华人面临两难。”他们所讲的华语分裂为十二种以上的方言，而他们的子女在家讲方言，在学校学英语和华语，很少能够应付两种语言再加一种方言。他以同样直白的判断作结：“从理智上说，决定显而易见。从感情上说，选择令人痛苦。”1那天晚上开始的运动至今仍在进行。它与此前的双语教育政策一起，在两代人之内改变了新加坡家庭所讲的语言。
本章探讨这一政策及其经济意义。上一章说明了英语如何成为政府、法律和商业的工作语言。本章转向这一安排的第二个要素：要求每名学生同时学习一门“母语”，以华语取代华人方言，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以及金融中心对由此形成的语言能力的运用。本章将华语视为一项商业资产，探讨它是何种资产、如何建立以及其局限何在。与中国本身的关系，包括贸易、投资和家族财富，属于第I部分第II章的内容，本章将援引该章。
在日内瓦卷中，第J部分将法语描述为金融中心的一项基础设施：它是法律的语言，是一个拥有数亿使用者的市场的语言，也是一座介于法语、德语和英语之间的城市的语言。2日内瓦的语言是继承而来的。新加坡则选择了自己的语言，为每种语言分配了功能，并花了半个世纪来教授它们。本章结尾的比较将说明，对于一个依靠讲其他语言的客户而生存的金融中心，每种做法各需付出什么代价，又能带来什么回报。
要点
新加坡于1966年在所有学校将第二语言列为必修。自1987年起，英语成为整个学校体系的第一语言，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则作为“母语”教授。1979年9月7日发起的讲华语运动旨在以华语取代十几种华人方言，并自1981年起辅以对方言广播的限制。在华族小一学生中，在家主要讲华语的比例从1980年的26%升至1989年的69%，而来自讲方言家庭的比例则从64%降至7%。到2020年人口普查时，英语已超过华语，成为在家中最常用的语言，比例为48.3%对29.9%，尽管大多数讲英语的家庭仍在使用第二种语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语一直是新加坡通往中国的桥梁。但双语政策造就的人口英语能力强，第二语言的深度却参差不齐，因此这项资产需要持续维护。
注释
- Lee Kuan Yew, Add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Promote the Use of Mandarin” campaign，新加坡大会堂，1979年9月7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文件lky19790907，第1页：“Chinese Singaporeans face a dilemma. The Chinese we speak is divided up among more than twelve dialects. Children at home speak dialect; in school they learn English and Mandarin.”；Lee Kuan Yew，1979年9月7日讲话，同上，第4页。↩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partie J，chapitres I à III（« La langue française comme infrastructure », « La Francophonie comme marché », « Genève entre le français, l’anglais et l’allem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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