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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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刑事事项互助法》

《2000年刑事事项互助法》（MACMA）是与外国检察机关开展合作的主要法律。其详题将其宗旨描述为便利“在刑事事项上提供和取得国际协助”。总检察长是双向的中央机关：新加坡发出的请求“只能由总检察长提出”，而外国的每一项请求都必须向总检察长提出。¹

该法区分两类国家。某些形式的协助（例如取证）可向任何外国提供。另一些协助，包括出示令、搜查与扣押以及执行没收令，则仅限于“指明的”外国；在就协助订有条约、谅解备忘录或其他协议且该等协议有效时，部长可宣布某国为指明国家。未获指明的国家，如承诺日后遵从新加坡的对等请求，仍可获得某些形式的协助。² 这一结构反映出新加坡对对等原则的重视，而这一主题在其监管外交中反复出现。

拒绝理由与双重犯罪原则

在第20(1)条所列的一系列情形中，总检察长必须拒绝请求。这些情形包括：“具有政治性质的”罪行；纯军事罪行；为基于种族、宗教、性别、族裔、国籍或政治见解而损害某人的利益所提出的请求；当事人已就同一行为被定罪、宣告无罪或获赦免的情形；“严重程度不足”的罪行；以及“违反公共利益”的协助。如协助会对新加坡的资源造成“过重负担”，或会危及任何人的安全，总检察长亦可拒绝。³

对于强制性质的协助，适用双重犯罪原则。请求发出出示令、搜查令或执行没收令时，如有关行为若发生在新加坡“不会构成新加坡罪行”，则必须拒绝该请求。第(4)款和第(5)款就外国逃税罪行作了专门规定。⁴ 这些条款属于新加坡将严重税务犯罪列为洗钱上游犯罪、并向外国税务机关开放其银行体系的改革的一部分，第E部分第II章对此有所追溯。

出示令与证据保护

出示令显示了该法如何同时保护外国调查和相关人士。指明的外国可请求发出命令，要求在新加坡的某人为境外刑事事项出示某物。涉及金融机构的，须向高等法院普通庭提出申请。法院必须信纳：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一特定人士实施了外国罪行或从中获益；该物可能对外国事项“具有重大价值”，且不受法律特权保护；以及出示不违反公共利益。无合理辩解而不遵从命令，或出示在要项上虚假或误导性的材料的，可处最高1万新元罚款或最高两年监禁。⁵

收到文件的外国必须承诺将其用途限于所述目的，并在被要求时归还或处置这些文件。没有此项承诺的，必须拒绝请求。⁶ 对银行而言，这些规则意味着客户文件只有在司法裁定之后才会离开新加坡。客户通常不会事先获得通知，但命令所依据的是法院记录在案的认定。

《1968年引渡法》

引渡受《1968年引渡法》规管，该法可追溯至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可引渡罪行必须“可判处不少于2年的最高监禁刑或任何更重的刑罚”。只有在部长通过宪报公告作出指示后，该法才适用于某一外国，而在实践中这以存在条约为前提。届时，来自该国的每一名逃犯均可被逮捕和移交，但须符合该法和有关条约所规定的条件。⁷

传统的限制同样适用。任何人不得因“具有政治性质的”罪行而被移交；移交还要求请求国的法律或条约防止该人因移交前所犯的其他罪行而受审，即特定性原则。该法另有专门部分处理已宣布的英联邦领地和马来西亚。经正式认证的马来西亚逮捕令可由推事加签并在新加坡执行，但如移交不公正或具压迫性，推事可拒绝或推迟移交。⁸ 逮捕令加签制度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同法律历史的遗产，第C部分对此有所叙述。

条约及其空白

新加坡的引渡条约网络比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要窄。多年来，与印度尼西亚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一直是紧张关系的根源之一，因为据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被指控贪污或银行欺诈的印尼商人在新加坡找到了避难所。两国领导人于2022年1月举行的务虚会上终于签署了引渡条约，同时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⁹ 该条约此后已经生效。¹⁰ 第I部分第IV章将再次讨论新加坡与这两个近邻的关系。

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刑事司法协助和驱逐出境填补了部分空白。在2023年洗钱案中，被定罪的外国人在服刑期满后，于2024年5月至7月间被驱逐至柬埔寨、日本和英国。¹¹ 驱逐出境是一项行政措施，不具备引渡的各项保障。它并不能确保当事人就其在其他地方所犯的任何罪行受审。

监管机构与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

正式的刑事司法协助只是渠道之一。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是依据CDSA第5条设立的新加坡金融情报机构，如信息可能与对外国严重罪行的调查有关，可将信息转交外国对应机构。条件包括与该机构订有安排，以及就保密和用途作出承诺，包括承诺不将信息用作证据。¹² 因此，金融情报可以迅速流动，而供法庭使用的证据仍须通过较慢的正式请求渠道传递。

监管合作构成第三条渠道。2016年5月24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指示BSI银行关闭其新加坡业务，这是自1984年以来首次撤销一家商人银行的地位。MAS宣布就违反MAS Notice 1014的41项行为处以1330万新元的罚款，将该行六名高级管理人员和职员移交检控官，并表示正“与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INMA）密切合作”，确保有序关闭。¹³ 由此，一项监管措施、一项刑事移交以及与一家瑞士银行母国监管机构的协调构成了一揽子方案，第E部分将更详细地考察这一模式。

注释

1.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2000，详题，第7条和第19(1)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2. MACMA，第16(1)条、第16(2)(b)条和第17(1)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3. MACMA，第20(1)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MACMA，第20(2)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4. MACMA，第20(3)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MACMA，第20(4)条和第20(5)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5. MACMA，第22(1)条、第22(2)条和第22(4)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MACMA，第25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6. MACMA，第20(2A)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7. Extradition Act 1968，第2(1)条，“extradition offence”的定义（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Extradition Act 1968，第4(1)条和第7(1)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8. Extradition Act 1968，第8(1)条和第8(2)(c)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Extradition Act 1968，第5部分（第27–30条，英联邦领地）和第6部分（第32–39条，马来西亚），特别是第33(1)条和第36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9. Wikipedia，“Indonesia–Singapore relations”（2026年11月访问）：引渡条约于2022年1月在“5th Singapore–Indonesia Leader’s Retreat”上签署，根据该条约，两国“will grant extradition for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extraditable offences”；防务合作协议在同一次务虚会上签署。 ↩
10.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引渡条约于2024年3月生效，并可追溯适用于最多18年前所犯的罪行。 ↩
11. Wikipedia，“2023 Singapore money laundering case”（2026年11月访问）：Wang Baosen和Su Wenqiang于2024年5月6日被驱逐至柬埔寨；Su Haijin和Su Baolin于2024年6月1日被驱逐至柬埔寨，Vang Shuiming同日被驱逐至日本；Zhang Ruijin、Chen Qingyuan和Lin Baoying于2024年6月15日被驱逐至柬埔寨；Wang Dehai于2024年7月6日被驱逐至英国；Su Jianfeng于2024年7月26日被驱逐至柬埔寨。 ↩
12. CDSA，第5(1)条和第48条（文本见lawplayer.com转载，2026年11月访问）。 ↩
13. MAS，“MAS directs BSI Bank to shut down in Singapore”，新闻稿，2016年5月24日，mas.gov.sg。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