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劳工与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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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规模

轮船既运货物，也运人。自19世纪70年代起，来自厦门、汕头、广州和海南的船只把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带到新加坡。新加坡是进入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口岸。Joyce Ee对华人移民的研究统计，1838–1839年有2,069名移民，1849–1850年有10,928名。到1890年，年度人数已达95,400人，1895年又增至190,901人。¹1912年，约有25万华人在新加坡登岸。²

这些移民大多没有留在新加坡。他们途经港口，前往霹雳和雪兰莪的锡矿、柔佛和苏门答腊的种植园以及区域内的各个城镇，许多人数年后返回中国。不过，留下来的人也足以改变岛上的人口构成。187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共有居民97,111人，其中华人54,572人。到1901年，人口增至228,555人，其中华人164,041人；1931年达到557,745人，其中华人418,640人、马来人65,014人、印度人50,811人。

移民社会绝大多数是男性。1901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到华人男性130,367人，华人女性仅33,674人。到19世纪90年代末，华人人口中只有约10%出生于新加坡。³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定居的本地出生社群才逐渐形成。海峡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在华人人口中的比例从1921年的25%上升到1931年的36%。⁴这一人口结构的转变，连同下文所述的移民限制，为日后构成独立国家公民群体的定居社会奠定了基础。

赊单制与苦力贸易

很少有移民能自付船资，大多数人是赊账出行的。在赊单制（credit-ticket system）下，由掮客或船长垫付船资，再向移民抵达后雇用他的雇主收回，此后移民以劳动偿还这笔债务。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融资形式，因为它把劳工未来的工资转化为一种可交易的债权。它也极易被严重滥用。掮客、客栈老板和私会党控制着新到的移民，在工资和条件上欺骗他们，并把他们的劳务合同卖给出价最高者。许多新来者被称为“新客”（sinkeh），他们抵达时对语言、法律和自身权利一无所知。

殖民地政府长期将这一行业交由私人经营。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种种弊端已成为公共丑闻，而从中牟利的私会党也已威胁到社会秩序。政府于1877年设立华民护卫司署，处理与海峡殖民地华人居民有关的一切事务，后来在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都设有护卫司。首任主管是William Pickering，他是新加坡第一位能说流利官话和福建话的欧洲官员，于1877年5月3日被任命为华民护卫司（Protector of Chinese）。⁵

华民护卫司署要求苦力代理人进行登记，使劳动力市场摆脱了对掮客和私会党的依赖。其官员面询新到的移民，检查家庭佣工的工作条件，并把16岁以下的女孩从私会党经营的妓院中解救出来。⁶久而久之，它取代私会党，成为调解华人社群内部纠纷的机构。殖民地政府由此开始监管一个数十年来在没有公共监督的情况下运作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一种早期形式的市场行为监管，而今天的金融中心正以此类监管约束各类中介机构。

印度劳工与泰米尔移民基金

第二股移民潮来自印度南部。到1860年，印度人已成为新加坡第二大族群，不过后来的印度劳工大多被马来半岛的种植园吸纳。⁷1907年之前，各园丘自费单独招募工人，或通过纳加帕蒂南（Negapatam）的代理行，或通过持牌招工头（kanganies）。招工头往往是被派回自己村庄的工头。招募来的工人成本高昂，而垫付了船资的雇主常常会被出价更高的竞争对手挖走工人，这种做法被称为“挖工”（crimping）。

1907年，海峡殖民地颁布《泰米尔移民基金条例》（Tamil Immigration Fund Ordinance），设立一个基金和一个移民委员会，为从印度南部招募劳工提供资金。雇用印度劳工的雇主向基金缴款，由基金支付工人的船资。由于招募成本由所有雇主分摊，基金消除了挖工的动机，也使殖民地政府得以控制印度劳工的流动。⁸该基金后更名为印度移民基金（Indian Immigration Fund）。招工头（kangany）制度一直延续到1938年，当年印度政府禁止非技术劳工移民出境。⁹

该基金是一种依法设立、服务于雇主共同目的、在公共监督下管理的集合融资机制。批评者认为，它对雇主的好处远大于对那些由它支付船资的工人。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预示了新加坡后来为社会和经济目的而使用的各种法定基金，从第D部分第I章所考察的中央公积金，到为培训和雇用外籍劳工提供资金的各种征费。

汇款：侨批业

移民辛勤工作，是为了供养家乡的家人。他们寄回的钱构成了该区域规模最大的资金流之一。华人汇款以“侨批”的形式寄送，即海外华人把一封信和一笔钱装在同一个信封里寄给家人。被称为“水客”（shuike）的递送人在12月随东北季风航行到新加坡，6月再随西南季风返回中国，携带信件和现金。后来，侨批局（qiaopiju）接手了这项业务，并利用银行系统和邮政汇转资金。早期的递送费用为汇款金额的10%至20%，随着竞争加剧，降至约3%。¹⁰

这一行业建立在方言群和宗族网络内部的信任之上。新加坡的一家侨批局为来自福建或广东特定地区的移民服务，并与其家乡的联号合作，由后者派送款项并收集回信。大多数汇款金额很小：80%以上低于300元，而且直到1937年，银行和邮政经手的业务还不到五分之一。英国当局对这一行业实施监管，要求新加坡的侨批局将信件盖章，并经由一个华人邮政分局寄出。这一行业的文献于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¹¹

侨批局是新加坡华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立的最早一批金融机构之一。它们跨境转移资金、兑换货币，并通过联号网络结算余额。本部分第III章所考察的20世纪初创立的多家华资银行，正是以侨批业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种基于社群网络信任的非正式价值转移结构，今天仍以令监管机构关注的形式存在。第H部分第III章将考察当前规范汇款和支付业务的反洗钱规则。

作为经济基础设施的移民

途经新加坡的劳工建设了马来亚的锡和橡胶经济，本部分第IV章将对此进行考察。他们也建设了港口本身。华人和印度劳工为船只加煤、装卸货物、修建船坞和填海工程，并在仓库和加工厂里劳作。没有持续不断的劳动力供应，蒸汽和电报技术也难有用武之地。

对金融中心而言，移民带来了三个持久的影响。第一，它造就了一个在全亚洲都有家庭和商业联系的人口群体，这成为第I部分所考察之区域网络的基础。第二，它在收入微薄的人群中创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汇款到储蓄。第三，它使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成为殖民地政府的一项核心职能。独立后的新加坡在管理外国人才和外籍劳工方面保留了这一职能，第J部分第IV章将对此进行考察。

注释

1. Joyce Ee, “Chinese Migration to Singapore, 1896–1941”，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第2卷第1期，1961年3月，第33–51页（摘录，cambridge.org，2026年11月访问）：1838–1839年移民2,069人；1849–1850年10,928人；“By 1890 the annual figure had risen to 95,400”；1895年190,901人。 ↩
2. 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 Singapore, “Colonial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Some 250,000 Chinese alone disembarked in Singapore in 1912”。 ↩
3. Wikipedia, “Demograph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历史人口普查表：1871年总人口97,111人（华人54,572人，马来人26,148人，印度人11,610人）；1901年总人口228,555人（华人164,041人，马来人36,080人，印度人17,824人）；1931年总人口557,745人（华人418,640人，马来人65,014人，印度人50,811人）；Wikipedia, “Immigration to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1901年人口普查统计华人男性130,367人、华人女性33,674人；“by the late 1890s only around 10%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ere native-born in Singapore”。 ↩
4. 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 Singapo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countrystudies.us/singapore/7.htm，2026年11月访问）：海峡华人“increased their share of Singapore’s Chinese population from 25 percent in 1921 to 36 percent in 1931”。 ↩
5. Wikipedia, “William A. Pickering”（2026年11月访问）：“on 3 May 1877”以“Protector of Chinese”之职衔获任命；“the first European official in Singapore who could speak fluent Mandarin and Hokkien”。 ↩
6. Wikipedia, “Chinese Protectorate”（2026年11月访问）：“The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877 to handle all matters related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Chinese residents”，在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设有护卫司署，各由一名护卫司主管；Wikipedia, “Chinese Protectorate”（2026年11月访问）：苦力代理人须向华民护卫司署登记，劳动力市场摆脱了对掮客和私会党的依赖；检查家庭佣工情况；将16岁以下女孩从私会党经营的妓院中解救出来；对包括公司（kongsi）在内的华人社团进行登记。 ↩
7. Wikipedia, “History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By 1860, the Indians had become the second-largest ethnic group”。 ↩
8. Pushpavalli A. Rengasamey and Sivachandralingam Sundara Raja, “The Role of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mil Immigration Fund in Malaya, 1907–1938”，SARJANA，第27卷第2期，2012年，第38–49页（摘要，2026年11月访问）：该基金于1907年依据《泰米尔移民基金条例》设立，用于从印度南部招募劳工；1907年之前，各园丘通过纳加帕蒂南的代理行或持牌招工头招工；挖工现象；基金和移民委员会帮助英国人控制印度劳工的流动。 ↩
9. 二手文献：该基金更名为Indian Immigration Fund（1912年）和South Indian Labour Fund（1958年）；1938年印度政府禁止非技术劳工移民出境后，招工头制度被废除。 ↩
10. Wikipedia, “Qiaopi”（2026年11月访问）：侨批“consisted of a letter and money sent by overseas Chinese to their families back in China”，引自Benton and Liu, 2018；Wikipedia, “Qiaopi”（2026年11月访问）：水客在12月随东北季风航行到新加坡，6月随西南季风返回；早期递送费用为10–20%，后降至约3%；80%以上的汇款低于300元；直到1937年，银行和邮政经手的侨批不到20%（Benton and Liu, 2018）。 ↩
11. Wikipedia, “Qiaopi”（2026年11月访问）：新加坡的侨批业由英国人监管，他们设立了一个华人邮政分局；新加坡所有侨批局都必须将侨批“stamped and sent through the Chinese sub-post office”（Kua, 2019）；Wikipedia, “Qiaopi”（2026年11月访问）：2012年列入《亚太地区世界记忆名录》，2013年以“Qiaopi and Yinxin”（侨批和银信）之名列入《世界记忆国际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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