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柔佛与廖内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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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作为“宪制”的港口

约1400年，从新加坡拉（Singapura）出逃的王子建立了马六甲。短短数十年间，马六甲便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港口。它的成功建立在对中国册封的及早而巧妙的运用之上。1405年，永乐皇帝遣使前往马六甲。1407年，郑和首次到访；1411年，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率领540人的使团前往明廷。¹明朝的庇护使马六甲免受暹罗的领土主张，也使其成为十五世纪初横渡印度洋的中国船队首选的停靠港。

马六甲成功的第二个基础是伊斯兰教。其统治者在十五世纪上半叶皈依伊斯兰教，到苏丹穆扎法尔·沙（Muzaffar Shah，1445–1459年在位）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已牢固确立。²改宗使港口接入了来自古吉拉特、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穆斯林商人网络，而正是这些商人主导着印度洋西半部的贸易。马六甲的统治者由此与当时最重要的商人群体拥有了共同的法律与宗教语言。在这一背景下，宗教发挥着商业基础设施的功能，正如日内瓦卷所揭示的改革宗信仰在近代早期日内瓦所起的作用。

第三个基础是行政管理。马六甲围绕四位港务官（即沙班达尔，shahbandar）来组织港口，每位港务官负责一组商人群体。一位负责古吉拉特人，第二位负责来自南印度、孟加拉、缅甸和巴赛（Pasai）的商人，第三位负责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商人，第四位则负责来自安南、中国和琉球群岛的商人。³每位沙班达尔接待所属群体的船只，为其分配仓库，安排其觐见统治者的官员，并监督关税的核定。商人打交道的官员熟悉他们的语言、习俗和货物。

马六甲还有成文的海事法。《马六甲海事法》（Undang-Undang Laut Melaka）规定了船长和船员的职责、货舱空间的分配、航行规则以及海上纠纷的解决。⁴海事法与苏丹国的一般法典《马六甲法典》（Hukum Kanun Melaka）一起，为商人提供了一套可以事先知晓的规则。⁵

政治庇护、共同的商业文化、围绕外国商人需求组织的行政管理以及成文规则——这些要素的结合，可以称为一个港口的“宪制”。它描述了使马六甲吸引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各地商人的那些制度。马六甲被征服后不久曾在当地居住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用一句至今仍被引用的话概括了它的重要性：“谁是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⁶

马六甲的“宪制”在若干方面预示了现代新加坡为国际商业提供的制度：一个受到大国尊重的国家所提供的保护，一个按外国企业自身需要为其服务的行政体系，以及可靠的法律秩序。这种连续性是功能上的连续性，不应被夸大为制度上的连续性。不过它表明，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人们就已懂得一个海峡港口取得成功所需的条件。

1511年之后的柔佛

1511年8月15日，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的葡萄牙军队攻占了马六甲。⁷苏丹出逃后，他的儿子们建立了两个继承国：半岛西岸的霹雳和半岛南端的柔佛。⁸柔佛由苏丹阿劳丁·利亚耶特·沙二世（Alauddin Riayat Shah II）于1528年建立，自称马六甲的继承者，并多次试图收复该城。⁹

一个多世纪里，柔佛两线作战：一方面对抗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另一方面对抗企图称霸海峡的苏门答腊北部亚齐苏丹国。它的都城沿着柔佛河和诸岛屿屡次迁移，一再被这个或那个敌人摧毁，又在别处重建。柔佛的领土包括新加坡岛及其周围水域。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新加坡河口似乎设有苏丹国的一个前哨，由一名港务官员管理。

柔佛通过与一个新兴欧洲强国结盟而摆脱了困境。1641年1月，荷兰军队与由宰相（Bendahara）率领的柔佛军队一起，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¹⁰荷兰人保留了马六甲，但由于更重视其在巴达维亚的基地，主要将马六甲用作控制海峡的要塞。摆脱了葡萄牙威胁的柔佛，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作为贸易王国进入了繁荣时期。

1699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被一名贵族刺杀，马六甲王朝就此终结；此前，这位苏丹曾下令处死该贵族怀孕的妻子。宰相家族继承了王位。¹¹这次弑君打破了王朝凭借新加坡拉传说而获得的神圣正统性，也削弱了一直效忠旧王室的海人（orang laut）的忠诚。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政治危机，新的角色由此登场。

廖内与武吉斯人

这些新角色就是武吉斯人（Bugis）。他们是来自苏拉威西的航海商人和武士，已在马来世界的多个地区定居。拉惹克吉尔（Raja Kecil）叛乱（1718–1722年）之后，武吉斯人在柔佛获得了巨大影响力。¹²一位武吉斯王子获封“严·迪柏杜安·慕达”（Yang Dipertuan Muda），即掌握实权的副王，而马来苏丹则保留形式上的主权。马来苏丹与武吉斯副王并存的双重权力结构，一直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直至十九世纪。

在武吉斯人治理下，新加坡正南方廖内群岛的民丹岛成为一个新转口港的中心。来自柬埔寨、暹罗、越南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船只纷纷前来廖内贸易。¹³华人移民在岛上开辟了甘蜜（gambier）和胡椒种植园，其产品成为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¹⁴廖内还与英国港脚商人（country traders）进行贸易，这使它与视海峡贸易为其禁脔的荷兰人发生冲突。

廖内的繁荣在1780年代戛然而止。武吉斯人与荷兰人之间的冲突引发了荷兰的进攻。此后，荷兰人于1784年强迫苏丹国签订条约，将廖内置于其控制之下。¹⁵荷兰人的存在赶走了大部分曾使廖内富有吸引力的私人贸易。随着苏丹国进一步分裂，其各领地的首领日益独立，其中包括掌管柔佛本土和新加坡岛的天猛公（Temenggong）。

廖内的历史在两方面对新加坡后来的历史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廖内表明，只要统治者保持低税并欢迎包括华人移民和英国港脚商人在内的外国商人，转口港就能在海峡南部繁荣发展。第二，廖内也表明，一旦垄断性势力强加控制，这样的转口港会多么迅速地衰落。1819年莱佛士建立英国据点时，他的论据之一恰恰是：自由港将吸引被荷兰人从廖内赶走的贸易。

海人（orang laut）

在所有这些港口中，有一个史料往往只是顺带提及的群体发挥着核心作用，那就是海人（orang laut），即“海上之民”。他们是以海为生的游居群体，生活在廖内—林加群岛和海峡南部各地的船上和沿海聚落中。他们为王室船队提供船员，巡逻水域，引导船只穿越航道，并采集海产品用于贸易。他们对统治王朝的忠诚，是每一个马来王国控制海洋的前提条件。¹⁶

海人揭示了殖民前港口的一个特点，而这一点往往为现代讨论所忽视。海上安全是一种服务，由那些必须争取其忠诚的人提供。海人效忠统治者时，他们保护商人。一旦忠诚丧失，例如在1699年弑君之后，他们就可能转而劫掠。海军力量与海盗之间的界限取决于政治秩序。1819年莱佛士抵达时，岛上的大多数居民都属于海上民族。

注释

1. Wikipedia，“Malacca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1405年永乐皇帝派遣使节尹庆，1407年郑和首次到访，1411年拜里米苏拉率540人使团前往明廷。↩
2. Wikipedia，“Malacca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1424–1444年在位）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穆扎法尔·沙（1445–1459年在位）时期牢固确立。↩
3. Wikipedia，“Malacca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关于四位沙班达尔及其各自负责的商人群体。↩
4. Wikipedia，“Malacca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穆罕默德·沙统治期间，《马六甲海事法》（Undang-Undang Laut Melaka）规范海上贸易。↩
5. 关于《马六甲法典》（Hukum Kanun Melaka）及其与海事法的关系，参见 Liaw Yock Fang, Undang-Undang Melaka: The Laws of Melak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6. Wikipedia，“Malacca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引述托梅·皮雷斯：“Whoever is lord of Malacca shall have his hands on the throat of Venice.”原文见 Tomé Pires, Suma Oriental，成书于1512年至1515年间。↩
7. Wikipedia，“Malacca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于1511年8月15日攻占马六甲。↩
8. Wikipedia，“Malacca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马六甲陷落后，马哈茂德·沙（Mahmud Shah）的儿子们建立了柔佛和霹雳两个苏丹国。↩
9. Wikipedia，“Johor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1528年由阿劳丁·利亚耶特·沙二世建立；“the sultan made several attempts to retake the capital but his efforts were fruitless”。↩
10. Wikipedia，“Johor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1641年1月，“the Dutch and Johor forces headed by Bendahara Skudai, captured Malacca from the Portuguese”。↩
11. Wikipedia，“Johor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关于1699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因处死Orang Kaya Megat Sri Rama怀孕的妻子而遭报复被杀，马六甲王朝由此终结。↩
12. Wikipedia，“Johor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拉惹克吉尔叛乱（1718–1722年）之后，“the Bugis … had huge influence in Johor”。↩
13. Wikipedia，“Johor Sultanate”（2026年9月访问）：廖内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Ships from various places such as Cambodia, Siam, Vietnam … came to trade”。↩
14. 关于十八世纪廖内的华人甘蜜和胡椒种植园及其与后来新加坡岛种植园的联系，参见 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Singapore, NUS Press，2007年第2版。↩
15. 关于荷兰对廖内的军事行动及1784年条约，参见 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第2章；关于更早的背景，参见 Leonard Y. Andaya,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1728,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6. 关于海人及其在海峡马来王国中的作用，参见 Leonard Y. Andaya,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Trade and Ethnici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其中关于海人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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