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竞争因素的法律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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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所说的法律确定性

法律确定性是一个比“没有腐败”更宽泛的概念。投资者希望事先知道哪些规则将适用于一项交易、这些规则将如何解释，以及法院会以多快的速度执行它们。他还希望知道，规则不会被追溯性地修改，新规则会提前足够长的时间公布，行政机关也会一致地适用这些规则。一个司法管辖区即使廉洁，若法律晦涩、法院迟缓或监管机构难以预测，仍然缺乏确定性。

新加坡的法律确定性建立在四个要素之上。其成文法易于查阅，并定期汇编。其私法是以英国法为基础的普通法，以英语撰写和辩论，为各主要金融中心的律师所熟悉。其法院解决商事纠纷速度快、成本适中。其监管机构在立法前进行咨询，并说明将如何行使其酌情权。这些要素中的每一项在其他地方都能找到。但在亚洲，将它们集于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情况并不多见。

易于查阅的法典

每一部现行有效的国会法令都在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新加坡法规在线）上免费公布，并附有其立法沿革和早期版本。法典的全面修订于2021年完成。修订版纳入了截至2021年12月1日的所有修正，并于2021年12月31日生效。¹其实际结果是，一名外国律师无需订阅，便可阅读任何一部新加坡法律的现行英文文本，并查看其各版本的时间线。很少有大陆法系司法管辖区能为外国读者提供同样便捷的查阅途径。在欧洲，与之最接近的瑞士联邦法律汇编仅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为权威文本。其部分法律的英文版本不具有法律效力。

以英语表述的普通法

自1992年起，新加坡法学院根据最高法院授予的独家许可出版《新加坡法律报告》（Singapore Law Reports）。²连同法院公布的书面判决理由，它们为从业者提供了一套以英语写成、说理充分的判例法。新加坡法官会援引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判例，而他们自己的判决也越来越多地被外国援引。对于一家伦敦或纽约的银行而言，一份受新加坡法律管辖的合同与一份受英国法律管辖的合同在法理上的距离很小。第J部分第III章将更详细地描述普通法和英语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的作用。

上文所述1993年和1994年的改革，并未导致新加坡在商事领域与英国法出现明显分歧。上诉庭在某些领域发展出了新加坡自己的路径，例如在合同解释和违约金条款方面，同时保留了当事人所期待的商业可预期性。自主与连续的结合本身就是确定性的来源。当事人知道，新加坡法院将适用他们熟悉的原则，但不会自动引入英国法理的每一次转变。

执行的速度与成本

在合同执行方面被引用最广泛的衡量标准，是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调查，该调查衡量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监管。在其最后一版Doing Business 2020中，新加坡总排名第二，合同执行一项排名全球第一。该调查估计，一宗商事纠纷从起诉到获得付款需时164天，成本为索赔金额的25.8%。在衡量法院架构、案件管理、自动化和替代性争议解决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数中，新加坡获得18分中的15.5分。香港在合同执行一项排名第31位。³

同一调查还记录了新加坡借以提升排名的各项改革。其中包括一套新的电子诉讼系统、一部关于自愿调解的综合性法律，以及一套用于企业重组、具有债务人自行管理特征并包含预先打包重组条款的债务偿还安排计划。⁴重组方面的改革是有意为之。其目的是把以往在纽约或伦敦进行债务重组的亚洲公司的重组业务吸引到新加坡。相关条款如今载于《2018年破产、重组与解散法》。⁵

可预期的监管

金融中心的法律确定性还取决于监管机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发布大多数新规则之前都会公布咨询文件，回应所收到的意见，并发布指引，说明其将如何行使权力。第E部分第I章描述了相关法律的架构以及该局据以行事的各种工具。此处的重点在于这一程序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受监管机构知道，变化会被预先公布、讨论并分阶段实施，而监管当局也会以书面形式说明其期望。

监管机构的强势地位还有另一面。MAS在发牌、监管和执法方面拥有广泛的酌情权，而对其决定的司法审查则很少见。因此，投资者依赖的更多是监管机构一贯性的声誉，而非在法庭上挑战它的可能性。从该局的记录来看，这种依赖是有道理的。但它仍有别于瑞士模式：在瑞士，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决定可上诉至联邦行政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而且更多的规则是以详细的法律加以规定的。⁶

对投资者及其顾问的实际影响

本章所描述的法律基础设施，转化为通过新加坡构建业务的人士所面临的具体选择。法律选择、法院选择以及与官员打交道的方式，都应在任何交易开始时加以审视，因为一旦发生纠纷，这些便很难再改变。

• 对于在东南亚履行的合同，如交易对手接受，应明确选择新加坡法律，并检查合同是否还需要一项管辖条款，约定由新加坡法院、SICC或以新加坡为仲裁地的仲裁管辖（第F部分第II章和第III章）。
• 通过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核实所依据的每一部法律的现行文本，并利用其版本时间线确定相关交易日期时有效的文本。
• 即使并未寻求任何特定好处，也应将向公务员提供的礼品、款待和旅行视为可能触犯《刑事法典》第165条和《防止贪污法》的行为。
• 切记《防止贪污法》涵盖私营部门的贿赂，且新加坡公民须对其在境外实施的贪污行为承担责任。
• 在代理、分销和介绍人协议中加入反贪污陈述、审计权和终止权条款，尤其是在中间人与区域内国有实体打交道的情况下。
• 在监管事务方面，应密切关注MAS的咨询和指引，因为该局公布的期望对其监管实践的影响大于正式诉讼。
• 在重组方面，选择外国法院之前，应先研究新加坡可用的债务偿还安排计划和延期偿付令。

注释

1.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1960，2020年修订版，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sso.agc.gov.sg，2026年11月访问）：“This revised edition incorporates all amendments up to and including 1 December 2021 and comes into operation on 31 December 2021”；该页面显示了该法自1985年修订版以来的各个版本。↩
2. Wikipedia，“Law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Singapore Law Reports“first 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in 1992”，“under an exclusive licence from the 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3. World Bank，Doing Business 2020: Economy Profile of Singapore（archive.doingbusiness.org，2026年11月查阅），第3–4页和第51–53页：涵盖190个经济体；营商便利度排名第2（得分86.2）；合同执行排名第1（得分84.5）；时间164天；成本为索赔金额的25.8%；司法程序质量指数15.5（0–18）。World Bank，Doing Business 2020: Economy Profile of Singapore，第52页，图“Enforcing Contracts in Singapore and comparator economies”：“84.5: Singapore (Rank: 1)”，“84.1: Korea, Rep. (Rank: 2)”，“69.1: Hong Kong SAR, China (Rank: 31)”，“68.2: Malaysia (Rank: 35)”。↩
4. World Bank，Doing Business 2020: Economy Profile of Singapore，营商改革：新加坡“by introducing a consolidated law on voluntary mediation”（DB2018）和“by introducing a new electronic litigation system”（DB2014）使合同执行更加便利；“by establishing a new scheme of arrangement procedure with features of the debtor-in-possession reorganization regime and introducing provisions applicable to prepackaged restructurings”使破产处理更加便利。↩
5. Insolvency, Restructuring and Dissolution Act 2018（2018年第40号法令），自2020年7月30日起生效。↩
6. 关于就FINMA的裁定向联邦行政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参见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E部分第IV章（le cadre réglementaire de la gestion de fortune）；Federal Act on the 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FINMASA），2007年6月22日。↩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