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企业责任、暂缓起诉协议与跨境合作
2026年4月24日，新加坡高等法院普通庭宣布，检控官与Seatrium Limited（前胜科海事，Sembcorp Marine）之间的暂缓起诉协议符合司法利益，且其条款公平、合理、相称。1 这一宣告标志着国会八年前设立、此前从未使用过的一项程序首次走完全程。它还为巴西Lava Jato（洗车行动）调查中延伸至新加坡的历时最长的篇章之一画上了句号，至少对该公司而言如此，但并非对所有涉案个人都是如此。该案在一宗案卷中集中体现了本章的三个要素：公司须为其人员所犯罪行承担责任；由法院监督的协商结果；以及一项必须与另一国诉讼程序相衔接的解决方案。
本章考察新加坡如何对公司执行刑法，以及在相关行为、证据或资金位于境外时，新加坡如何与外国当局合作。本章首先阐述企业刑事责任的原则，继而讨论暂缓起诉协议，然后论及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接着探讨犯罪所得的没收与返还，最后讨论多个司法管辖区并行诉讼所产生的问题。反洗钱框架本身是本部分第III章的主题，而一马发展公司和2023年洗钱案这两起诚信冲击事件则在第E部分第VI章中叙述。本章仅在这些案件能说明执法工具时才加以引用。
日内瓦卷相应章节专门讨论《瑞士刑法典》第102条规定的企业刑事责任，以及贡沃尔（Gunvor）、嘉能可（Glencore）和托克（Trafigura）被定罪的案件。2 两个金融中心面临同样的结构性问题。两地都聚集着主要在境外开展业务的贸易公司、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因此检察机关处理的不当行为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其他国家。两地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颇具启发意义。瑞士依赖一种特定的法定企业责任形式，通过简易处罚令惩处公司，迄今为止拒绝引入暂缓起诉制度。新加坡则在其一般刑法中将公司视为“人”，通过普通法规则将个人行为归责于公司，并以英国制度为蓝本建立了暂缓起诉制度。
要点
新加坡法律将公司视为几乎可以触犯任何罪行的“人”，并依据普通法上的归责规则以及具体的法定条款（例如《贪污、贩毒及其他严重罪行（没收利益）法》第73条），将个人的行为和认知归于公司。公司被定罪时可判处的最高罚款往往不高，例如每项贪污控罪最高10万新元，这正是协商解决方案涉及金额大得多的原因。《2018年刑事司法改革法》为公司及其他组织引入了暂缓起诉协议，此类协议须经高等法院批准，并在政府宪报上公布。首份此类协议于2025年与Seatrium达成，处以1.1亿美元罚款，其中5300万美元可与向巴西支付的款项相抵。国际合作以《2000年刑事事项相互协助法》、《1968年引渡法》以及1992年法令中的没收条款为基础；而2017年吉宝集团（Keppel）案中的外国执法则显示了解决方案如何在美国、巴西和新加坡之间分配。
注释
- Republic of Singapore Government Gazette，Notice No. 2439 of 30 April 2026，“Criminal Procedure Code 2010: Declaration relating to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第1段：高等法院普通庭于2026年4月24日依据Criminal Procedure Code 2010第149F条，就检控官与Seatrium Limited（前称Sembcorp Marine Ltd）于2025年7月30日签订的DPA作出的宣告。 ↩
- Ressos，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internationale，第H部分第V章，« La responsabilité pénale des entreprises : Gunvor, Glencore, Trafigura »。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