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发展与第一代商人群体
数字：人口与贸易
据点在最初几年的发展令人瞩目。据报道，第一年的贸易额即达40万西班牙银元。到1821年，人口已达约5000人，贸易额达800万元。到1825年，人口已超过1万人，贸易额达2200万元，而同年槟城的贸易额为850万元。1
这些数字必须审慎看待。早期贸易统计是根据商人在一个不征关税的港口所作的申报汇编而成的。其中包括过境货物，这些货物在抵港和离港时都被计入。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同一年份给出了不同的数字。黄麟根采用统一方法编制的数据序列显示，1825年的贸易总额为1230万元，远低于上文所引的2200万元。2近乎一半的差距是早期港口统计的典型现象，也说明了本书反复强调的一点：关于一个贸易中心规模的数字，取决于如何界定和统计贸易。在第G部分所讨论的现代大宗商品贸易计量中，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
无论确切数字如何，趋势是明确无误的。建埠不到六年，新加坡就超越了海峡中较早建立的英国据点槟城，成为该地区的首要港口。根据黄麟根的数据序列，到苏伊士运河开通的1869年，贸易总额已达5880万元。
1824年的首次人口普查
1824年1月进行的新加坡首次人口普查统计到10,683名居民：欧洲人74名，亚美尼亚人16名，阿拉伯人15名，马来人4580名，华人3317名，印度本地人756名，武吉斯人1925名。3普查显示，当时的社会已是多元的，并以亚洲社群为主。欧洲人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尽管他们掌控着政府和最大的商行。几十年后将成为多数的华人，当时人数仍少于马来人。
武吉斯人的数字值得注意。将近五分之一的居民是来自苏拉威西的航海商人，而他们在十八世纪曾是廖内贸易的中坚。他们出现在新加坡，表明这个新港口接收了被荷兰控制从廖内赶走的贸易网络。每当武吉斯帆船（prahu）船队随季风抵达时，武吉斯贸易季便成为早期新加坡商业年度的高峰。
人数不多的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其商业重要性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亚美尼亚商人活跃于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来自哈德拉毛的阿拉伯家族，许多已在巨港和群岛其他港口立足，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地产所有者和商人。他们的网络将新加坡与印度洋的穆斯林贸易世界联系起来，而正是这个世界，在四个世纪前使马六甲富甲一方。
欧洲代理行
早期新加坡的欧洲商人以代理行（agency houses）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些商行充当英国、印度和中国委托人的代理人。代理行以佣金方式买卖货物，安排航运和保险，收取债款，办理汇款并提供信贷。最早的代理行中，有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创办的商行，他是莱佛士1822年城镇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亚历山大·格思里（Alexander Guthrie）创办的商行，后来发展为东南亚的大贸易行之一。45
代理行是新加坡最早的金融机构。它们不吸收现代意义上的存款，但履行许多银行职能：贴现汇票，提供贸易信贷，安排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汇款。自1840年代起陆续到来的汇兑银行（第B部分将对此进行考察）接手了其中部分职能并专门经营。直到二十世纪，代理行始终是欧洲商业群体的中心。
华人、武吉斯人、阿拉伯人与印度商人
对港口的发展而言，亚洲商人群体至少与欧洲商行同样重要。华商中有许多来自马六甲，在欧洲人统治下有着长期的贸易经验。他们充当欧洲商行与从群岛和中国运来货物的亚洲商人之间的中间人。他们从代理行赊购欧洲和印度商品，再通过自己的网络分销。反过来，他们收购群岛的产品，卖给欧洲人出口。6
这种分工建立在信贷之上。欧洲商行凭借个人了解和信誉，向华商提供往往长达数月的信贷。华商又转而向较小的商人以及从远方港口运货而来的中式帆船和武吉斯帆船船长提供信贷。本部分第V章所考察的华人商业道德经济，为这种信贷提供了保障：亲属关系、方言和宗亲会馆，以及商人在其社群中的信誉价值。
阿拉伯、印度和武吉斯商人各有自己的网络。阿拉伯家族与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各港口以及哈德拉毛进行贸易。印度商人——其中包括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泰米尔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与印度通商并供应纺织品，武吉斯商人则带来群岛东部的产品。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街区、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机构。殖民政府通过各社群的头人与之打交道，这一做法令人想起马六甲的沙班达尔。
城市规划与商业秩序
莱佛士1822年至1823年的第二次停留，产生了这座城镇的第一份规划。1822年11月4日，他向一个城镇委员会发出指示。委员会由查尔斯·爱德华·戴维斯上尉（Captain Charles Edward Davis）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商人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和公务员乔治·文咸（George Bonham），菲利普·杰克逊中尉（Lieutenant Philip Jackson）负责绘制规划图。7规划预留了政府用地，按规则的棋盘格布局街道，并为不同社群划定区域：政府营区以东的欧洲人市镇，河南岸的华人街区，更上游的朱利亚人（Chulias）街区，以及供穆斯林、马来人、武吉斯人和阿拉伯人居住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8
规划还造就了商业中心。1823年，河边的一座小山被铲平，土方用来填平南岸的沼泽地，由此形成了商业广场（Commercial Square），后更名为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9直到二十一世纪，莱佛士坊仍是新加坡的金融区。如今排列在那里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就坐落在据点最初几年造出的土地上。规划还要求建筑物在正面设置连续的有盖人行道，即后来成为东南亚各地城镇特色的“五脚基”（five-foot way）。10
这份规划将商业逻辑与社群分隔政策结合在一起。从当时的角度看，分隔有助于维持秩序，并便于由各社群自己的领袖进行管理。从现代的角度看，它为种族隔阂奠定了基础，而独立后的国家后来试图通过种族融合的公共组屋来消除这种隔阂。这两种视角都属于这座城市的历史。
货币：西班牙银元
早期新加坡的货币是西班牙银元，即亚洲的国际贸易货币，此外还有其他重量相近的银元，以及用于小额交易的各种铜币。111819年和1823年条约规定的津贴以西班牙银元计价，这也是商人记账的单位。以卢比记账的东印度公司曾多次试图在海峡殖民地推行印度货币，却遭到商人的抵制，因为商人需要的是区域贸易所用的货币。
货币问题是第B部分所考察的一个主题的早期例证：一个贸易中心的货币，必须是其商人所使用的货币。新加坡的元，从西班牙银元到海峡元，再到今天的新加坡元，始终受到贸易需求和信心要求的塑造。第C部分所考察的货币发行局（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继承了这一传统。
注释
- Wikipedia，“Founding years of modern Singapore”（2026年9月访问）：第一年贸易额40万元；到1821年人口约5000人，贸易额800万元；到1825年人口逾1万人，贸易额2200万元，而槟城为850万元。↩
- Wong Lin Ken, “Singapore: Its Growth as an Entrepot Port, 1819–1941”，文本经由Cambridge Core获取，2026年9月访问（1825年贸易总额1230万元，1869年5880万元）。↩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First census of Singapore is taken”（HistorySG），1824年1月：居民10,683人，包括“74 Europeans, 16 Armenians, 15 Arabs, 4,580 Malays, 3,317 Chinese, 756 natives of India and 1,925 Bugis”。↩
- Wikipedia，“Jackson Plan”（2026年9月访问）：城镇委员会成员包括商人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
- Guthrie & Co. 将其创立追溯至1821年；A.L. Johnston & Co. 的创立通常被定为1820年。↩
- 关于来自马六甲的华商在早期新加坡的中间人作用，以及欧洲代理行与华商之间的信贷关系，参见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第1章，以及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 Wikipedia，“Jackson Plan”（2026年9月访问）：委员会成员及莱佛士1822年11月4日的指示。↩
- Wikipedia，“Jackson Plan”（2026年9月访问），关于四个居住区。↩
- Wikipedia，“Jackson Plan”（2026年9月访问）：1823年，今莱佛士坊附近的一座小山被铲平，土方用于填平沼泽地，形成商业广场，后更名为莱佛士坊。↩
- Wikipedia，“Jackson Plan”（2026年9月访问），关于设置“a continuous sheltered public walkway at the front”的建议以及由此形成的五脚基。↩
- 关于西班牙银元作为早期新加坡的主要货币以及公司推行印度卢比的失败尝试，参见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Infopedia, “History of Singapore currency”。↩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一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