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斯、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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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斯人的季节

来自苏拉威西的武吉斯商人曾在18世纪使廖内繁荣一时，他们遵循着不同的节奏。他们大多乘东风（angin timur）而来，在大约从8月下旬开始的三个月内抵达，11月再乘东北季风离去。¹1825年约有120艘瓦乔（Wajo）武吉斯船来到新加坡，前一年为90艘。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约有200艘帆船（prahu）造访新加坡，每艘约有船员30人。²

武吉斯人的货物展示了经转口港流通的商品种类之广。他们从东部群岛带来极乐鸟、药用树皮、珍珠母、玳瑁、海参、燕窝、檀香木、金砂、蜂蜡、棉花和咖啡。作为交换，他们带走英国和美国的火器和火药、马来亚的锡、铁制刀刃、中国生丝、陶器、鸦片、孟加拉棉布以及欧洲毛织品和亚麻布。³这种交换把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森林和珊瑚礁，与兰开夏和孟加拉的工厂以及中国的消费者连接了起来。

武吉斯人在新加坡的贸易比传统形式的帆船贸易持续得久得多，尽管其重要性日渐下降。1907年，武吉斯船队完全没有前来新加坡。到1973年，只有20艘武吉斯船停泊新加坡从事以物易物的贸易。⁴城中的武吉士（Bugis）地区，以及1822年城市规划中划给他们的邻近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地区，其名称留存着他们当年的重要地位。

阿拉伯商号

最早在新加坡定居的阿拉伯人，是1819年从巨港（Palembang）来到这里的两位富商。182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0,683名居民中有15名阿拉伯人；到1871年，这一数字增至465人。⁵这些家族大多源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哈德拉毛（Hadhramaut），那里的贸易侨民遍布印度洋和群岛各港口。阿裕尼（Aljunied）、阿卡夫（Alkaff）和亚沙哥夫（Alsagoff）家族最为显赫。

阿拉伯商人通过纺织品、香料、房地产和航运积累了财富。⁶他们的航运业务包括将群岛的朝圣者运往麦加，新加坡在这项业务中成为重要的中转站。由于投资土地，若干家族跻身城中最大的业主之列。1837年，阿裕尼家族的一名成员被任命为以欧洲人为主的商会成员，足见他们在商界的地位。⁷

阿拉伯商号还创办了宗教和慈善机构：清真寺、学校，以及以其收益供养这些机构的宗教捐献（wakaf）。这些捐献的管理（其中若干至今仍在）构成了新加坡慈善架构历史的早期篇章。它表明，将财产用于长期目的的做法——第III章曾结合华人祭祖信托加以讨论——为多个社群所共有。

印度商人与朱利亚贸易

来自印度的商人构成了另一个社群。1824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756名印度籍居民，其中有商人、船夫、劳工和士兵。⁸最重要的商业群体是朱利亚人（Chulias），即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他们长期跨越孟加拉湾，与亚齐、吉打、槟城和马六甲进行贸易。在新加坡，他们经营纺织品、香料和食品，在河上经营舢板和驳船，并充当货币兑换商。莱佛士的城市规划在商业中心上游为他们划出了一片街区。⁹

印度商人将新加坡与南印度和孟加拉的纺织生产联系起来，那里出产的棉布是群岛的主要进口商品之一。到了19世纪后期，印度教商人和金融家也加入进来。其中，来自泰米尔纳德的齐智人（Chettiars）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放贷人，为马来亚和缅甸各地的华人和马来商人、种植园主和小园主提供融资。¹⁰他们在新加坡信贷史上的角色属于B部分的内容。

欧洲和美国商人

新加坡的欧洲商人人数不多，却掌握着最集中的资本以及与欧洲市场的联系。他们大多是英国人，其中许多是苏格兰人。他们的商号充当英国和印度制造商及商人的代理，并负责货物的运输和保险。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船只也停靠新加坡，运来棉织品和硬币，装走锡、胡椒和其他土产。¹¹美国商人的存在印证了新加坡作为向各国船旗开放的港口的特性，因为美国人在亚洲其他英国领地并不享有特许准入。

注释

1.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访问）：“most arriving with the angin timur (east wind) during a three-month period starting from around late August”，11月离开。 ↩
2.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访问）：“Some 120 Wajo Bugis ships came to Singapore in 1825, while the previous year saw 90 ships”；到19世纪30年代“around 200 prahus visiting Singapore every year, each with a 30-strong crew”。 ↩
3.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访问），论武吉斯商人运来和换取的货物。 ↩
4.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Bugis trade”（nlb.gov.sg，2026年9月访问）：“In 1907, the Bugis fleet completely stayed away from Singapore”；到1973年“only 20 Bugis ships had moored in Singapore for barter trade”。 ↩
5. Wikipedia，“Arab Singaporeans”（2026年9月访问）：两位来自巨港的富商于1819年抵达；“By 1824, there were 15 Arabs out of a population of 10,683”；到1871年为465人。 ↩
6. Wikipedia，“Arab Singaporeans”（2026年9月访问）：“Trade in textiles, spices, property, and shipping allowed leading families to accumulate considerable fortunes.” ↩
7. Wikipedia，“Arab Singaporeans”（2026年9月访问）：“a member of the Aljuneid clan was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mostly European-dominated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837”。 ↩
8.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First census of Singapore is taken”（HistorySG），1824年1月：756名印度籍居民。 ↩
9. Wikipedia，“Jackson Plan”（2026年9月访问）：为印度人设立的Chuliah Kampong位于更上游处。 ↩
10. 关于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地位日益重要的新加坡和马来亚齐智放贷人，参见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outh-East Asia，Basingstoke，Macmillan，1994年；以及David West Rudner，Caste and Capitalism in Colonial India: The Nattukottai Chettia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年。 ↩
11. 关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与新加坡的贸易，以及1836年设立的美国领事馆，参见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布的美新关系史，以及C.M. Turnbull，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第2章。 ↩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一月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