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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污政策与贪污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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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期的背景

1871年，随着第B部分第I章所述《刑事法典》的颁布，贪污在海峡殖民地被列为违法行为。但此后鲜有具体行动。第一部专门的反贪污立法是1937年12月的《防止贪污条例》，其适用范围有限。1946年的修订将贪污罪定为可逮捕罪行，并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执法工作由警方的反贪污科负责，这一安排意味着警方要调查自己。其弊端在1951年暴露于公众面前。一批重1800磅、价值400,000元的鸦片在榜鹅海滩被一个团伙劫走，团伙成员中包括警探。涉案者中很少有人被起诉。这起丑闻促成了1952年9月CPIB的成立；该局独立于警方，最初隶属于总检察长。1可见，贪污调查局的诞生，本身就是对本应打击贪污的机构内部贪污的回应。这一渊源解释了此后一直指导该局的一项原则：贪污由一个位于被调查等级体系之外的机构来调查。

《1960年防止贪污法》

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上台执政，其政纲将廉洁政府作为一项核心承诺。2同年，贪污调查局被划归内政部，并于1960年获得了自己的办公场所。决定性的一步是在立法层面。1960年6月17日的《防止贪污法》以一部旨在“更有效地防止贪污”的法律取代了殖民地时期的条例。3经过1960年代的数次调整，该局于1969年重新归属总理公署，此后一直隶属于此。4

该法以对贪污的宽泛定义为基础。它涵盖由任何人作为诱因或回报而提供或接受的任何形式的贿赂（gratification），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一律适用。每项罪名的刑罚为最高100,000元罚款、最高五年监禁或两者并处；如涉及政府合同或公共机构，监禁上限提高至七年。该法推定，向政府或公共机构雇员给予的贿赂属于贪污性质，除非能够证明并非如此。该法的效力还延及新加坡公民在境外实施的贪污行为；同时，举报人的身份受到保护，贿款则予以没收。5

在一本关于金融中心的书中，这一域外条款值得特别强调。一名新加坡公民为在邻国赢得合同而行贿，即构成可在国内起诉的罪行，如同该行为发生在新加坡一般。这一条款比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后来要求缔约方设立的海外贿赂罪早了数十年。其局限也很明显。它适用于公民，本身并不及于在境外为新加坡公司工作的外国公民；第H部分第V章所讨论的企业刑事责任一般规则只能部分填补这一漏洞。

组织、权力与问责

贪污调查局如今自称是隶属于总理公署、在职能上独立运作的政府机构。其局长向总理负责。它是唯一获授权根据该法调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贪污罪行的机构。它还可以调查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的其他罪行。6

该局设在政府首脑的办公机构之内，这就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谁来调查总理，或者总理想要保护的部长？《宪法》第22G条给出了答案。如果总理拒绝同意展开调查，只要总统在行使其酌情权时表示同意，局长仍可继续调查。7这一条款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它在贪污调查局与任何阻止调查的企图之间，设置了另一个民选职位。

其他保障则属于内部机制。1989年成立了投诉评估委员会，负责审查投诉的处理情况。同年颁布的《贪污（没收利益）法》赋予国家没收贪污所得的权力。新加坡于2005年11月11日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8

高层的政治意志：从黄循文到易华仁

反贪污制度的公信力，要在针对权势人物的案件中接受检验。1975年，环境部政务部长黄循文（Wee Toon Boon）被裁定贪污罪成立。他被判处四年六个月监禁，上诉后减为18个月。91986年，贪污调查局对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Teh Cheang Wan）展开调查，涉及据称私人发展商于1981年和1982年向其支付的贿款。他在被提控前于1986年12月14日自杀身亡。1987年1月26日，总理李光耀在国会宣读了郑章远的遗书。他从此案得出的结论是：任何部长都无法逃避调查；如果有证据支持，也无法逃避审判。10

最近的一次检验出现在近四十年之后。2023年7月，贪污调查局就交通部长易华仁（S. Iswaran）从商人处收受礼物一事展开调查，其中包括新加坡大奖赛的推广人。他于2024年1月被提控，并于2024年9月24日承认四项根据《刑事法典》第165条以公务员身份获取有价物品的控罪，以及一项根据第204A条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罪。原先根据《防止贪污法》提出的两项控罪已被修改为第165条控罪。2024年10月3日，Vincent Hoong法官判处他12个月监禁，几乎是控方所求六至七个月刑期的两倍，法官认为控方的求刑明显不足。易华仁于2024年10月7日开始服刑。他是继黄循文之后首位被提控并在法庭受审的部长。11

这一事件给金融中心带来两点启示。第一，这套制度触及了一名在任部长及其与国内最知名商人之一的关系。第二点涉及案件的形式。控方选择依据第165条提起诉讼，该条惩处公务员从与其有公务往来的人士处收受有价物品的行为，而无需证明存在贪污交易。12这一选择说明，即使无法证明严格意义上的贪污，新加坡法律仍会保护公职的廉正。这也解释了为何外国企业被建议在向官员赠送礼品和提供款待时须极其谨慎。

私营部门与金融业中的贪污

贪污调查局如今处理的案件以私营部门为主。2025年，该局共收到160份与贪污相关的举报，比2024年的177份减少了10%，其中68份被登记为新的调查案件。在被起诉的90人中，有84人（占94%）来自私营部门。定罪率（包括撤回的案件在内）为91%。13这一格局所反映的，更多是公共部门的成功，而非商界存在某种特殊弱点。在官员已不再受贿的情况下，剩下的案件涉及公司内部采购、建筑和物流业的回扣，以及供应商对雇员的贿赂。

对金融机构而言，该法在三个方面具有意义。银行雇员如收受好处以批准贷款、引导业务或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即触犯涵盖私营部门代理人的第6条。银行如为从境外国有实体赢得委托而支付好处，其具有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员工便会受到域外条款的约束。最重要的是，钱就在银行手里。境外贪污所得会流经各金融中心的账户。新加坡在这方面的风险在一马发展公司事件中暴露无遗，第E部分第VI章将对此进行探讨。因此，反贪污制度与反洗钱制度在私人银行的柜台前交汇。

注释

  1.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Our Heritage”，cpib.gov.sg（2026年11月访问）：1871年“corruption was made illegal”；1937年12月“the first anti-corruption legislation was introduced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Ordinance (POCO)”；1946年修订。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Our Heritage”，cpib.gov.sg（2026年11月访问）：1951年“a consignment of 1,800 pounds of opium worth $400,000 was hijacked at Punggol Beach”，劫匪中有警探；“the inception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in September 1952”，隶属于总检察长的管辖范围。↩
  2. Wikipedia，“Politics of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新加坡“governed by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since 1959”。↩
  3.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1960，2020年修订版，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sso.agc.gov.sg，2026年11月访问），长标题：“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more effectual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17 June 1960]”。↩
  4.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Our Heritage”，cpib.gov.sg（2026年11月访问）：1959年，“the CPIB was transferred to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CPIB was given its own office space in 1960”。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Our Heritage”，cpib.gov.sg（2026年11月访问）：1963年划归总理公署，1965年转归总检察署，1969年重归总理公署，此后“has since remained under the PMO”。↩
  5. Wikipedia，“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2026年11月访问），对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的概述：对新加坡公民在境外的贪污行为具有域外效力；每项罪名最高罚款100,000新元及/或最高五年监禁，涉及政府合同的为七年；推定向某些政府或公共机构雇员给予的贿赂属贪污性质；没收贿款；保护举报人。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上该法的目录（2026年11月访问）列有第6条“Punishment for corrupt transactions with agents”、第7条“Increase of maximum penalty in certain cases”、第8条“Presumption of corruption in certain cases”和第37条“Liability of citizens of Singapore for offences committed outside Singapore”。↩
  6.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Roles & Functions”，cpib.gov.sg（2026年11月访问）：贪污调查局是“a government agency under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perating with functional independence”；它是“the only agency authorised to investigate corruption offences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1960”，涵盖公共和私营部门，并可调查任何成文法下的其他罪行。↩
  7.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第22G条，constituteproject.org上的文本（“Singapore 2016”，2026年11月访问）：即使总理拒绝同意，如“the President, acting in his discretion, concurs therewith”，则“the Director may make such inquiries or carry out investigations into such information, allegation or complaint”。Wikipedia，“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2026年11月访问）：局长“reports directly to the Prime Minister but may also additionall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8.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Our Heritage”，cpib.gov.sg（2026年11月访问）：“A Complaints Evaluation Committee was set up in 1989”；Corruption (Confiscation of Benefits) Act于同年颁布。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Our Heritage”，cpib.gov.sg（2026年11月访问）：新加坡于2005年11月11日签署U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UNCAC）。↩
  9. Wikipedia，“Corrup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黄循文“was found guilty of corruption and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and six months in prison”，上诉后减为18个月。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Our Heritage”，cpib.gov.sg：这一定罪表明该局“in an impartial manner”贯彻了政治意志。↩
  10. Wikipedia，“Teh Cheang Wan”（2026年11月访问）：据称于1981年和1982年收受私人公司的贿款；在被提控前于1986年12月14日去世；李光耀于1987年1月26日在国会宣读其遗书；李光耀：“there is no way a Minister can avoid investigations, and a trial if there is evidence to support one”（该条目引用The Straits Times，2015年3月27日）。该条目关于金额的说法前后不一（一处为“two bribes of $400,000 each”，另一处为“bribes totaling $1 million”），因此正文未给出数字。Wikipedia，“Corruption in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郑章远于1986年12月14日在被提控前去世。↩
  11. Wikipedia，“Prosecution of S. Iswaran”（2026年11月访问）：调查始于2023年7月11日；2024年1月18日首次被提控；根据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第6(a)条提出的两项控罪被修改为《刑事法典》第165条控罪；2024年9月24日，他承认四项第165条控罪和一项第204A(a)条控罪。Wikipedia，“Prosecution of S. Iswaran”（2026年11月访问）：2024年10月3日，Vincent Hoong法官判处他12个月监禁，认为控方所求的六至七个月“manifestly inadequate”；他于2024年10月7日开始服刑，并于2025年2月7日转为居家监禁。Wikipedia，“Prosecution of S. Iswaran”（2026年11月访问）：继1975年的黄循文之后首位被提控并在法庭受审的部长。Freedom House，Freedom in the World 2025: Singapore（2026年11月访问）：“He was the first political official in decades to be tried for corruption in Singapore.” ↩
  12. Penal Code 1871，第165条（公务员无对价地从与其所处理的任何程序或事务有关的人士处获取任何有价物品）。↩
  13.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Effective Enforce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Key to Keeping Singapore Corruption Free”，新闻稿，2026年4月28日：2025年收到160份举报，“a 10% decrease from the 177 corruption-related reports received in 2024”；登记68宗案件；起诉90人，其中84人（94%）来自私营部门；定罪率不计撤回案件为100%，计入撤回案件为91%。↩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以下时间的法律状况：十月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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